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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

改革，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我党的大智大慧之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了我们的民族是聪明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是聪明的人民，我们的党是聪明的党。十三大的胜利召开，又把改革推向了新的阶段。在“龙年”即将到来的时刻，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升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聪明的改革，还需要靠着聪明的方法去实现。改革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没有阻力，没有困难。把改革描绘成田园诗，着上幸福的玫瑰色，并不是聪明人的现实态度。改革的蓝图并不能企望在几份“红头文件”或“一声号令”中顷刻变成高楼大厦。物质的贫乏、僵化的体制、陈旧的观念、旧传统的势力以及根深蒂固的愚昧，都会给改革设置重重障碍，增添许多麻烦。立足于正确地估计形势，寻求各种克服艰难险阻的方法，把改革推向前进，是对改革中的聪明的要求。改革中的大聪明已经并正在不断地体现。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这就是改革中的一大聪明。农村的改革，基本解决了农民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那么多人尝到了改革的甜头，改革还能不成为人心所向的大潮流、大气候！这种自然而然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又为城市改革的开展和深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农村的改革是由“包”字突破的。这显然又是改革中聪明的一着。 “包”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捆”在一起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大锅饭”在农村已基本上被端走。每个劳动者都明确了努力的目标，因而也调动了积极性。真可谓“包大人”驾到之处，生机勃勃，万象更新。在农村，一包就灵；在城市，凡实行各种承包的地方，也都出现了显著的效果。如何把“包大人”更好地请进城，使它能发挥像在农村发挥的那种威力，仍是当前研究改革中聪明的一个大课题。

改革路上，随时都在产生新问题。本刊第二期所载唐宗琨同志文章中谈到的“关广梅现象”，就是一个包含着复杂因素的问题。唐宗琨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为租赁企业的承租者建立风险基金”的建议，也较典型地反映出改革正逼着人们去为它寻找聪明的方法。根据实践出真知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坚信聪明的改革，也一定会焕发出改革中的无穷的聪明来。

《方法》杂志要为聪明的改革摇旗呐喊，要为改革中的聪明提供宣传阵地。这是我们办刊的一大宗旨，也是我们想为中华腾飞作点贡献的愿望。

后进赶先进的聪明学

改革、搞活的一大关键，是把国门打开。实行对外开放，无疑也是改革中一个聪明的决策。国门一打开，我们的眼界就大大拓广，就能有个比较，就能看到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与资本主义国家恰恰相反的矛盾：我们的制度是先进的，而我们生产力却比较落后；资本主义虽是一群驽马，但毕竟是积累了多年奔跑经验的老马，在“跑”的技术上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只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在某些方面赶上先进，超过先进。

引进就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拿科学技术来说，通过引进，把别人辛辛苦苦研究得来的成果，拿来为我所用，既省钱，又省时，何乐而不为？牛顿主张“踏在前人的肩上”攀登；鲁迅在三十年代也大声疾呼“拿来”。然而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中，我们的国门半开半掩或时开时闭；待到十年内乱，干脆把门闩插紧，来一个与世隔绝。尽管“地球村”里鸡犬之声相闻，只要我闭目塞听，似乎就保住了纯之又纯的社会主义，就可以在自我封闭中，一切领先。这种闭关锁国的做法，实在称得上是一种大愚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才确定了对外开放的正确方针。

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本来就是矛盾普遍性的一种反映，后进不断赶超先进，又正是从不平衡到平衡，进而打破旧的平衡造成新的不平衡的基本趋势。因此，只要有后进与先进的差异存在，便都有“拿来”的文章可做和要做。我们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力，缩短与生产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就必须把人家先进的东西“拿来”。某些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有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值得我们学习，他们不少有效的生产管理和经营管理方法，也可以借鉴，甚至某些与大生产相适应的观念（诸如分工协作的观念，竞争的观念，信息观念，时间观念等等）也是我们所不可缺少的。

国外有人把当今的信息时代比喻为“地球村”，也并非没有根据。在现代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离开世界大家庭，靠着“独善其身”而获得高速度的发展。对于“地球村”的居民来说，谁善于运用这个村庄的环境，集各家之长于一家，谁便能兴旺发达，谁要关门上锁，打起篱笆来自种菜园，谁就不免要成为“地球村”里的“贫困户”或“不发达户”。

当然，“拿来”中也有许多方法需要研究。仍以“引进”为例，我们认为“引进”应该有一个基本原则，即今天引进一样东西，目的是为了今后不再需要引进它。如果老停留在同样东西的低水平上重复引进，那就始终改变不了落后的地位，就会始终成为别人市场的提供者，那就只能是将聪明的方法作了愚蠢的使用。只有“引进”加“消化”才是真正的聪明。

 “引进”加“消化”远不止适用于某一项先进设备的引进，它应该成为后进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一个原则。后进赶先进的聪明学，也必须开展广泛的讨论。

需要作这样的一个概括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指导工作的一个最根本方法，是“从实际出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来说，就是要深刻认识国情。过去常把“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水平比较低”，作为国情的特点，这当然是已确定的。现在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进行了历史分析和科学概括，把我们对国情的认识提到了理论的高度。对实际的认识越深刻，就越能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的方法，不只是坚持唯物主义的方向，而且要求我们在这个方向上下苦功夫，这里包括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在不同的领域中如何从实际出发提出正确的路线和措施等等，而其中有一条就是下决心对“作为我们出发点这个实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一点认识得更具体、更深刻。为此，第一是要了解足够的情况，还有一条就是要作出准确的概括。认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在掌握了大量事实材料之后作出的一个科学概括。

作出了科学概括，不等于我们的认识任务就终止了。为了认识这个科学概括的意义，就要用这个观念来总结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总结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和建设中的经验。在这几年中我国有非常成功的经验，比如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在农村中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个改革虽已经基本完成了多年，但是从总结经验的角度来说，对它仍有研究的必要。对于发展乡镇企业也是如此，从这许多成功的经验总结中，使我们可以更加具体更加深刻地认识如何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来指导工作和这样做的方法论上的意义。在这里只是举了两个大家都同意了的实例，我们希望大家来做这种分析历史经验的工作——既包括涉及面广的，也包括涉及面较为窄的；包括非常成功的，也包括效果不那么理想的等等。从中学方法、学聪明，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为什么需要作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概括。当然我们还要注意新的正在兴起的事物，对这些新的事物也要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进行研究。《方法》杂志希望发表这方面的文章，欢迎就这样的文章展开讨论。

原载《方法》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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