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萧县企业家联合会官方网站！

（1980年）

云南哀牢山上的苦聪族，过去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民族。我们在那里访问的时候，听说苦聪人害怕的东西很多：见到山下的大水牛，以为是遇到了魔鬼，怕得很；见到了县城的楼房，以为是魔鬼造的宫殿，怕得很；睡上了席蒙丝床，以为弹性是魔鬼的把戏，也怕得很，他们以为床底下一定藏着魔鬼，不然，人怎么会弹起来呢？

苦聪人生活的戒律就更多了：家里死了人，一定得一把火把家烧个精光；山林里的布谷鸟是“神鸟”，一定打不得；搬家时选择新址，一定要找鸡蛋摔得破的地方，其他地方一定住不得。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多不胜举。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的极度贫乏。他们没有见过水牛，没有见过楼房，没有见过席蒙丝床，无知使他们惊奇和害怕。他们不知道疾病有传染与不传染之分，更不知道何谓消毒，因而发生疾病时便只好毁家避病。他们不知道历法，不知道几月下种，只知道布谷鸟叫了才可以播种，布谷鸟也就成了“神鸟”。鸡蛋摔破的地方，说明是牢固的，这就是选择新址的依据。知道一点历法、医药知识的人，是绝对不会相信这种清规戒律的。无知使他们愚昧。

与此相反，知识使人解放思想。中世纪的时候，教会的神学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解放思想的时代。那时候，一大批敢于冲破宗教信条、大胆解放思想的人，无一不是“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达·芬奇是画家、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丢勒是画家、雕刻家、建筑师；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学家、军事家和诗人。知识，成了他们冲破教信条的武器。

知识是打开禁区的钥匙，是开启人们智慧的光芒。哥白尼推翻地心说，创立日心说，就是一个例子。哥白尼曾经在当时的文化中心意大利学习数学、天文学、文学、法律和医学，回到祖国波兰后，又花了近四十年时间进行天文观察，积累了自然科学的丰富知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看到了托勒密地心说的破绽，提出了日心说，勇敢地向统治欧洲一千多年的神权挑战，使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他在《天体的运行》一书前面写道：“假如有一知半解的人，并无数学知识，而根据圣经这一段或那一段妄肆批评或驳斥我的著作，我不但不准备答复他们，而且还要蔑视这种无知的见解。”可见，没有渊博的知识，没有深刻的钻研，是不会认识到这个禁区里的科学奥秘的。

知识，也给人冲破禁区、解放思想的力量。发现血液循环、冲破盖仑学派框框的科学家塞尔维特，因为它的学说与宗教信条有冲突，受到了加尔文教派惨无人道的刑讯。他坚持真理，坚定地回答宗教裁判所：“我相信自己的言行都是公正的。我不怕死。你们只会用诽谤来反驳我的学说，举不出有分量的论证。……我知道我将为自己的学说，为真理而死，但这并不会减少我的勇气。”在火刑前夕，一个神父要他背弃自己的学说，他沉默了一会，作了一个否定的姿势，宁可让烈焰吞没。布鲁诺宣传地动说，坐了七年牢。最后在罗马鲜花广场对他施以火刑的前一刻，他对宣读判词的教士说：“你们宣读判词比我更害怕。”他们所以能这样临死不惧，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学说是真理。知识给他们以鼓舞，知识给他们以力量。

我们有些同志目光短浅，眼界狭窄。在四个现代化的长征中，总是疑虑重重，老是左顾右盼，思想枷锁很重。这也与他们的知识贫乏有关。不知道现代科学技术已到了何等发达的地步，就容易自满自足，夜郎自大；不知道历史上中外科学技术的交流，就打不破“洋奴哲学”之类的思想框框；不知道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就常常干那些压抑人才、摧残人才的勾当。有的同志孤陋寡闻，思想僵化，长此下去，就会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障碍和阻力。这样的同志应该认真地读一点书，学一点自然科学，学一点社会科学，增加知识，扩大眼界。这对于解放思想，赶上新长征的步伐，实在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一直满足于当外行，满足于无知和浅薄，那是迟早会被时代淘汰的。

原载《科学入口处》一书，江苏科技出版社

1980年8月版，与朱长超合写

文章转载请联系作者，否则追究其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