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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伤害，而且还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幸福的良好状态。显然，这一概念强调的是，健康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其实质就是对健康公平的追求。一提到医疗，每个人都能滔滔不绝地说上一天一夜，不管是自己经历的，还是道听途说的，这医疗在哪儿都是一个TOP1的热门话题。

回想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卫生员是当时基层医疗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也为国际社会基本卫生服务思想的提供了现实文本。但当时，囿于医疗设备和技术相对落后，人们看病问题无法彻底解决；仅仅三十多年时间，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医疗制度不断健全，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技术也在不断地改善，但也看到了医疗问题从技术不到位转变为“小病看不好、大病看不起”的尴尬境地，农村更是严重，用他们的话说：“救护车一响，两头猪白养”，“开个阑尾炎，白种一年田”。

就说最近有个朋友到上海来，气候不适，发烧感冒了，半夜2点到一家二级医院看急诊，挂号、诊断、输液，一轮下来花掉了300元，5点多到家时，温度还在38度徘徊。朋友说睡一觉，被窝捂一捂就好。第二天中午再给他量体温的时候，温度没有下降的趋势。只得再重新找一家医院，再挂号、量体温、输液，600元又没有了。输了三次液，到第四天，温度才得到控制，慢慢有好转。就一个发烧感冒，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900元就没有了。朋友很是感慨：还是老人说得好，“没啥不能没钱，有啥不能有病”。这确确实实是老百姓害怕生病的真实写照。小病还好，什么咳嗽感冒，老一辈的都不主张吃药，说这种小毛病，一两天就

好了，是药三分毒。到今天，有病需要去医院的时候，就担心，本来是一小病，到医院被医生一忽悠，就被忽悠出天价的医药费。在网上议论上医院这个事情，很多人都说，这年头，生小病尽量不要去医院，过两天就好了，省的上医院，不仅小病治不好，还给你整出上千的检查费用，用流行的一句话说，“上医院挨三刀：精神上一刀，肉体上一刀，金钱上一刀”！

这中间毫不留情地表达了对医院药品价格虚高、医疗器械昂贵的声讨和对部分医生医德的不信任。 2004年，中国医改阵痛之时，胡卫民在中央电视台面对亿万观众，揭露娄底中心医院院长杨志毅公开推行开单提成、乱收费、虚抬物价等腐败行为。 2008年，杨志毅涉嫌在医疗设备采购、工程发包过程中受贿450万元一案在娄底市中院开庭审理。而胡卫民所得到的是：领导的打击、同事的排挤、妻离子散、高强度的工作和低收入的窘境，还曾被迫调离到医院工会。多年以来，医疗揭黑斗士一直是孤独的英雄，揭露“天价医疗费”的哈尔滨医生王雪源被迫出国，上海的医生陈晓兰甚至被逐出医院，冻结四金。为何坚持尊严和操守的医生之路会越走越难？

从当时许多领导评价杨志毅功过时的话语不难看出端倪。他们经常提及的是，杨志毅至少给医院盖了两幢门诊大楼。真可悲呀，评价一个院长是否称职不是以患者对医院的满意度为标准，而是和基建等政绩挂钩。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下，怎能指望病有所医？

医改是个重大的民生工程，随着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社会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以及军人、离休人员、一至六级的伤残人员等其他特殊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建立，随着政府财政的一定投入，尽管有些成绩，但是并未能从根本上缓解群众看病就医的难题。

2011年5月，重庆农妇吴远碧挥刀自剖肚子自医“布查氏综合征”。按照当地的救助制度，吴远碧的病不属于“大病救助”的范围，为了节约每人每年120元的城乡医疗保险，另外觉得申请救助手续也太麻烦，吴远碧不想再拖累家人，特别是经济上的负担，留下赌命式的绝唱。不能说吴远碧的自剖之举完全是现代医疗改革之殇，这种罕见的病不属于大病医疗救助。实际上，对于地区相对不发达的农村人口的新型农村医疗保险的宣传，还是一个软肋。特别是流动人口，无固定的居住地点，也不想办理暂住证，更别提花钱买医疗保险。另外对于许多农村人口或者弱势群体来说，虽然经常听到医疗保险这些保障制度的名字，但是具体里面有些什么内容，他们是一知半解的；到底哪些问题是可以使用哪些保障制度的，他们也是一头雾水。所以在医改实施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深入再深入。

2010年重庆市南岸区一项“因病致贫家庭研究”中指出：“部分重大疾病中的特殊病种，如肾衰竭病人的透析，癌症病人的放疗、化疗，不需要住院，只在门诊治疗，不能纳入大病救助。”但事实上，肾衰竭的透析是很贵的，2009年被报道的由10名尿毒症患者组成的自助透析室揭开了其中的隐情：“在医院，一次透析，费用在300元至500元不等，另外还需要支付一两百元的其他费用。普通患者一个月大约透析10次，费用在5000元左右。”医疗救助也是因地而异的，地区发达的，给予的救助金也高一些，而病是一样的；反而在不发达地区，救助金机会少且金额少，如果遇到大病或者罕见病，还只能到大城市的医院才能就诊，虽然有医疗救助，但还是相形见绌、囊中羞涩。要让政府完全承担大病家庭的托底，彻底消除“因贫难医”是很难的，但世界上不少国家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如果家庭因为大病等支出大量增加，就返还部分所得税，这不相当于救助？

如果吴远碧的自剖是“因贫难医”，而东莞的慈母溺子案则是“因病致贫”。韩群凤是东莞一银行客户经理，因早产生下一对脑瘫双胞胎，13年来为照顾并医治这两个孩子，耗尽家财，奔走各地求医，甚至失去自己的工作；后因无法找到护工，自己在家带两个孩子，可是孩子的病情一直不见起色，不堪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重负，在家中溺毙双子，后服毒自杀未遂。东莞银行客户经理，按理说家庭的经济状况相比农民工来说好很多，但为两个孩子治病．从孩子出生9个月开始花钱治疗近10万元，随后找私人中医、小有名气的按摩师，还有2名每个月6000元的保姆的开销，前前后后也有上百万的付出。为治病，这个家庭曾几次面临经济危机，这还是小事；还有伤神的是找不到护工或者保姆带自己的孩子，夫妇俩还得上班，无暇照顾，无奈只能自己辞掉工作带小孩，每日同两个脑瘫的孩子呆在一起是需要勇气的，韩群凤想到今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是这样的生活，精神走向崩溃的边缘。这不仅是“因病致贫”催生的惨案，还有对类似韩群凤这样残疾家庭的救助机制的拷问。如果多一些专业的社工介入，或者有一些专业人士的心理疏导、慈善性的居家托养服务等，帮韩群凤分担一些压力，会给这个家庭缓解很大的痛苦，也会有效地抑制这类惨案的发生。

在北欧，平等就医是一个国家的共识，医疗服务是福利国家的基础，也是政府卫生政策的核心。以挪威为例，挪威的医疗服务是公共的，由中央政府和地方选举的市政府资助。其卫生政策坚持医疗卫生服务上的一视同仁原则，对所有居民一律平等对待，都可以接受相同的治疗，也可以选择在哪里接受治疗。

现在是医改的关键时期，如果政府不能为百姓“健康”买单，如果不能实行“医药分家”，如果不能平衡医德与医生利益的关系，医改之路还是曲折和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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