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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点点滴滴

邓伟志

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开始时我10足岁，生日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几位解放军叔叔知道那天是我生日，吃饭时把他们碗里的白菜肉丝汤里的肉丝捞呀捞的，往我碗里丢。对战场上所见所闻的几个片断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不想再重复，这里只写几点摘要，然后在本文中着重讲一些我未曾写过的见闻和思考，纯属一孔之见，欢迎读者指正。

（一）“乞丐”骑马把我带到豫东

战役开始前，先到萧县纵瓦房来的是国民党部队。他们先派人来村里号房子，用粉笔在百姓门上写“某某”。我二舅猜出住在外祖家的这号人最坏，就擦掉他们写的“某某”，换上另一家门上的“××”。他们也没发现，就过去了。换进来的那些不太坏的国军也够坏的，离村时，爱拿百姓的什么就拿什么。他们要把我祖母去世后，母亲为音讯全无的父亲做的白布孝鞋也拿走。这对母亲来讲，是难以忍受的，便说：“这是孩子的爹死了娘穿的孝鞋……”那兵也觉得不吉利，便恶恨恨地扔了回来，打在我娘身上。

国民党的部队刚走，解放军来了。解放军称中老年人为“老大爷”、“老大娘”，为百姓挑水、扫地，教儿童唱歌，深受欢迎。他们走的时候，排成队、唱着歌。我和姐姐在旁边看，忽然从队伍里出来一个战士（或首长），走到我和姐姐跟前说了句：“你爸爸马上就要回来了。” 我俩听了异常兴奋，连忙回家告诉母亲。母亲一手拉着姐姐，一手扯着我，追赶解放军。没能追上，回到家里“高兴加伤心”，流出了激动的泪水。那解放军是谁？至今是个谜。

解放军走后，我们住的地方既非解放区，也非国统区，是暂时的真空。忽然来了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到我们家门口说出我的乳名。拉锯区的百姓久经考验、政治成熟，房东吴表老爷果断地回答乞丐：“我们这里没这小孩。”乞丐又讲了我的大名和我姐姐的名字。房东表老爷也看出他不像乞丐，像个好人，便对乞丐说：“你等一下，我给你拿个馍去。”表老爷进来对母亲说：“这讨饭的像果白（我父亲的名字）那边的人。你在门缝里看，我在外边再给他说说话。”表老爷一出去，那乞丐居然讲出了表老爷的名字和家庭情况。表老爷猜出了十分，便请他到家里坐坐。乞丐一见我母亲，便根据我父亲的描写，喊我母亲“二嫂”，随后撕开破衣服，掏出了我父亲的亲笔信。我母亲请他吃了点东西。他说他还要去另一个地方，回来时再路过我家。回来时，变成了两位军人骑了两匹马。我一定要跟他走。他就把我带到了豫东一个大村庄，见到了爸爸。爸爸叫我喊“乞丐”为“伯玉叔”，并且告诉我“伯玉叔”不是讨饭的，是侦察英雄。遗憾的是，爸爸和伯玉叔没跟我说几句，就忙他们的事了，又把我交给了另一位叔叔。

庄上有个大三间，摆满了从敌人手里缴获的各类枪支，来不及登记，连看管的人手也不够，有时也会让我这儿童代看一会儿。为了奖励我，给我一支小小手枪，尽管只让我带几个小时，尽管不发我子弹，我也喜欢得不得了。村上还住有俘虏。解放军优待俘虏，秋毫无犯。我亲眼看见俘虏要用金星钢笔、手表怀表、象牙图章换解放军的“淮海币”、“中州币”、“华中币”等钞票，再怎么合算，解放军都一律婉言拒绝。解放军对调皮的俘虏也是耐心劝说。俘虏的人数太多，解放军看押俘虏的人手也不够，他们大小便什么的就叫我注意一下俘虏的行动。俘虏看我同看押他们的解放军关系不一般，也会趁解放军不在的机会拉拢我，劝我“跟你叔叔说说……”我也会摹仿解放军叔叔的样子，连忙说：“有纪律，有纪律！”

（二）见到了血流成河

后来把我转移到了新成立的萧宿县县政府所在地濉溪。县长是张绍烈（后为商邱专员），政委是王尚三（健在，在最高检）。父亲是秘书（即秘书长），兼民政科长、司法科长。我跟着父亲住东关外，平安无事。我当了儿童团长，带头学文化。

忽然有一天紧张了起来，濉溪东西街上挤满了解放军。街道只有几米宽，最挤的时候是两个纵队并肩向前。我们儿童团给解放军递水，要用葫芦瓢，因为解放军急行军，边走边喝，万一我们接不着，茶具就会破掉。葫芦瓢掉下来是摔不坏的。白天过军队，晚上过大炮。我从未见过大炮，又稀奇，又兴奋。兴趣用在数几匹马拉一门炮上：七匹、八匹，最多的是十一匹马拉一门重炮。――后来知道，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开始。杜聿明率部从徐州向西南逃窜。解放军要赶在杜前，形成包围圈。重炮是吴文化起义时带给解放军的。

第二天就起了变化，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濉溪。飞机好像炸不到关键地方。老百姓就说，那开飞机的一定是地下党，故意炸不准。后来的几天就不对了。解放军一个机枪排在濉溪西关遭飞机轰炸和扫射，血流成河。可后面的解放军还要继续向前。当他们走到洒满鲜血的大石头铺的街上时，步伐有点缓慢。一位军官模样的人跳到商店门口的石鼓上，向走来的解放军挥手：“前进！前进！”这时飞机就在头上嗡嗡响。我是小孩不懂得害怕，那解放军官兵是知道可怕而不怕。当天晚上知道白天负责掩埋机枪排烈士的、带我登记枪支的那位叔叔在掩埋烈士时也成了烈士。――我难过！几十年后，每当我背诵“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时，就想起濉溪西关那悲壮的一幕，想起解放军不怕死的精神。怕死比死更可怕哟！

（三）“刘伯承将军不死”

大概就在上面提到的两党都不在我们家乡的那个短暂的日子里，我拣到好几张国民党从飞机上撒下的传单，上面写有某年某月某日几时几分在什么地方，刘伯承已被国民党军队打死。

那时，正是刘伯承在我们百姓眼里威望极高的时期，一说刘伯承阵亡，群众情绪就会低落。蒋家军不惜用飞机散发这种不攻自破的谣言，也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刘伯承在人民心目中的位置。几天后，刘伯承出现了，蒋家军也不怕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仍然会恬不知耻地再从飞机上扔下传单，只是换了个时间、地点、战役名称，再讲刘伯承被击毙。此类传单多了，老百姓就编出一个“刘百成将军不死”的文章，揭穿蒋家军的谣言，说刘伯承是“百战百成”。

――后来知道造谣是蒋家军惯用的伎俩。他们说彭德怀已被打死，导致彭德怀的老实、诚实、朴实的湖南妻子改嫁。国民党报纸讲陈毅被打死，导致陈毅的妻子胡兰畦（国民党少将，老共产党员）终身未再嫁。

（四）粟裕为什么住在蔡洼？

在我从濉溪回到萧县外祖父家时，淮海战役尚未结束。地下党说粟裕住在我曾外祖父大院，要我们儿童团站岗放哨。地下党说粟裕住那里也有道理：1、我曾外祖的大院是周围各村里最大的。2、驻扎在纵瓦房的解放军装的电话线多，照相机多，还有电影摄像机。3、我大舅、大舅妈都是20年代的老党员，住在他祖父家里让人放心。可是事后知道粟裕未住在纵瓦房，而是住在离纵瓦房只有一华里多路的蔡洼。

为什么选择蔡洼？这只有前委和豫皖苏区党委里少数人知道，未见披露过，可我与几位好事者曾做过主观臆测。

从宏观上看，被围在徐州的国民党军队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突围都有可能，解放军都要有防备，但是比较起来，从西南方向逃窜的可能性较大。杜聿明是这么考虑的，粟裕也是这么防备的。因此总前委设在徐州西南方向最合适。

从中观上看，离徐州不远的西南方向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是萧县二区。一区近国民党县政府，共产党进去比较困难。不过，解放军又不可能住在群众基础最好的赤贫农（当时尚无“下中农”一说）家中。赤贫农自己还没房子住，哪有多余的空房子给大部队住？这就是说，大部队只能住地主家里。与蔡洼三足鼎立的有三个大村庄：一为纵瓦房，二为刘楼，三就是蔡洼。三大村庄都有很多地主大院。当地百姓对三大村庄上的地主有三种不同的评价：纵瓦房的“骄”，刘楼的“刁”，蔡洼的“孬”。什么意思呢？纵瓦房的地主受教育程度高，自恃有文化，高人一等，骄！刘楼的地主多是卖油的，工商业地主，岂止斤斤计较，简直是两两计较，花言巧语，滑头滑脑，刁！再就是蔡洼的地主是土地主，社会关系简单，爱抠门却不会抠门，孬！愚者易安，前委驻在这样的村庄麻烦事少。

再从微观上看，前委在蔡洼住的这一家，同共产党有关系，有感情，因此淮海战役前委安在蔡洼，实践证明是对的，高明的。

（五）不自信则信鬼

现在很多文章讲是杜聿明的下属的下属不愿意住在院中有棵树的院子，因为那院子像汉字“困”字。又有文章说是房东不想让人住，故意用“困”字来描述，藉以吓跑蒋家军。我见过杜被赦不久所写的材料，是他进院子后，身边的副官说这庭院像个“困”字，不宜住。杜认为言之有理，更换了地方。这说明，人在走投无路时最容易投进“看风水”、搞迷信的陷阱。不自信则信鬼。

杜的不自信早就有了。他认为淮海战役这个仗必败无疑。他的夫人曹秀清女士比他看得更清楚。在蒋介石把杜聿明从东北调到徐州当“剿总”副总司令时，曹女士认为这个仗打不得，大闹过总统府，大喊杜身体有病开过刀，不应再去打仗。蒋不理睬。后来杜果然又在他们的所谓“徐蚌战役”，也就是我们的淮海战中吃了败仗，曹又大闹了一次总统府，要上司找回丈夫。后来蒋家军用“杜已战死”的说法蒙混曹女士。曹女士方才罢休。从此，蒋就开始对曹女士冷淡、疏远、迫害。杜的长子在美留学，交不起几百美元的学费，蒋介石还不肯帮他付全部的学费，逼得踌躇满志而不得入学的杜的长子在美自杀。这就是蒋家王朝的“良心”。

（六）是谁抓住杜聿明的？

不少文章说杜聿明是被解放军抓住的。这固然有理有据。可事实是先由萧县张老庄拾粪农民段庆香父子发现，配合张老庄驻军四纵队十一师卫生处通讯员范正国、崔喜云二人抓捕的。这件事，我当时就在《大众日报》上看到过，不知怎的后来提得少了，甚至连杜被俘的地址也变更了。

至于萧县的这位段庆香为什么有这般灵敏的嗅觉，更是无人把话讲透。因为他参加过革命，后来又脱离了革命队伍，尚有一点斗争经验。他见杜那一帮人要买他身上的破烂衣服，还要送他金戒子。后来讲杜被俘经过的文献都回避段先生的这段故事，不能不认为是对百姓作用的忽视，是“完人识意”在作祟。 

其实，兜出来他那段脱党的历史只会让人懂得犯过错误的人也会为人民立大功，同时也启发我们在今天的工作中要学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那怕是只有“四两”的积极因素也要千方百计地去调动，说不定哪一天“四两”也能“拨千斤”。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老是揪住“过去”不放，把人看死。

（七）怎样辨认出“高文明”是杜聿明的？

关于识破杜聿明伪装这一点，我所知道的和电影不一样，那就是：最早识别高文明的不是陈毅去见杜。而是陶勇、郭化若的三纵政治部主任陈茂辉去盘问杜，杜曾写道，他    误以为陈主任是陈毅，误以为陈毅已识破了他杜聿明的伪装，他便用磨坊里的砖头来砸头自杀，流血。杜流血后出门，别的俘虏见了窃窃私议：“副总司令……”。陈主任这才确认高文明就是杜聿明。是不是如有些文章所说的是见杜用进口手纸，才判断杜是大头目的？我没见过这类材料。我只知因手纸而漏馅的是山东国民党司令的王耀武。

陈主任辨认杜聿明的故事原东海舰队苏荣将军（注：不是已被关进笼子里的老虎苏荣）对我说过多次：粟裕是派苏荣这位科长把杜接过来的。粟反复叮咛苏荣：“要带活的来”。粟又对苏说：“派你去是因为你有文化，讲礼貌。”所以苏荣在把杜带往华野司令部的路上特别小心，严防杜聿明再次自杀，从而使得杜聿明得以活到改革改放后的80年代。

（八）劝降书背后的故事

杜聿明多次声称只见过陈毅的劝降书，没听到毛泽东的劝降书，这也许是事实。可是，陈的劝降书和毛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一而二，二而一。陈是根据毛的指示写的，后来毛又在陈的劝降书上修改加工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用大喇叭对着陈官庄的徐州“剿总”司令部喊话的。陈与毛的这劝降书都是由华野宣传部长陈其五等人起草的。

“文革”中造反派每天都要让“牛鬼蛇神”念三遍《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可是，陈其五不念就背了出来。造反派大为惊奇。问他：“怎么回事？”陈其五说：“初稿是我主持起草的。”令造反派哭笑不得。

陈其五是安徽巢县人，蒙古族，原名刘毓珩。“一二九”运动时为清华大学学生会，又称“学生救国会”领导人。“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句名言首先出自于陈之口，是他在“一二九”的演讲中既用中文又用英文讲出来的，但当时他不是中共党员。“其五”这名字是刘少奇派他去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时为他改的名字。“文革”中为此吃尽苦头。陈其五曾在新四军四师工作过，还担任过《拂晓报》社长，是有名的笔杆子。

（九）杜聿明的家庭背景

中国人很喜欢讲究家庭背景。我在“文革”前只知道诺奖得主杨振宁的父亲是复旦大学教授杨武之，不知杨振宁还有位岳父是杜聿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我聆听了他两次演讲。他夫人杜致礼陪同在旁，这时我才确认杜致礼是杜聿明的女儿。

现在有文章说杨振宁的父亲至死都不认杨振宁这儿子。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杨振宁1971年回国做了很多好事，其中最直接的目的是看望住在医院里的父亲。杨离沪回美国前，《解放日报》发消息，标题就是《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回国探视父病》。

杨振宁对父亲、岳父都很好。十多年前，老朋友李前宽大导演一边为我画像，一边讲了杨振宁在小范围看电影的故事。这位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说，电影上有个情节：周恩来派中科院物理所长张文裕去抚顺见杜聿明，问杜：“你女婿是杨振宁吗？”杜答：“是。”然后杜怀有伤感地说：“我对不起他们。”杨看到这里，当众嚎陶大哭。――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啊！

杜聿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家庭关系，他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的表弟。这是我与物理学家、蔡元培的儿子蔡怀新等听杨振宁讲演回来的路上，蔡怀新悄悄告诉我的，令我大吃一惊。李鼎铭可是我崇敬的人物啊！是他率先提出“精兵简政”，是他自觉自愿献出全部家产。毛泽东劝他留一点，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一点不留。蔡怀新教授看我对此感兴趣，又补充一句：“杜聿明的表侄是老共产党人。”

――敌我双方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共第三次合作有望啊！杜、李是不是亲戚？这事我一直想请教米脂县的友人核实，可是见到米脂人时只讲正事，却忘了这事。蔡怀新是出名的不善辞令的老实人。我相信他的说法靠得住。

（十）俘虏成明星

在敌机轰炸濉溪时，父亲委托精明能干的王文书（“文书”是职务，不是名字，我不知其名）送我回家。途中，王文书帮助一辆陷在雪地里的卡车推车，然后，委托汽车上的解放军带我回家。卡车上的解放军是谁？我毫无所知。

90年代的一天，我与上海电影厂演员团团长铁牛和著名演员乔奇、于飞等一起去苏州。铁牛是淮海战役中的英雄，这是无人不晓的。晚上闲聊时，我开玩笑说：“我也参加过淮海战役。”铁牛“嗡”了一声，然后顿了顿，说：“你有什么资格参加淮海战役？”我连忙承认我不是解放军战士，接着说了我作为儿童团的见闻，于是彼此有了共同语言，越说越多。他说他是文艺兵，坐大卡车行军。我说：“我也坐过大卡车回家。”他又说：“你有什么资格坐大卡车？”没错，那时坐大卡车比今天乘豪华轿车还难。后来我说了来由，是王文书在帮人推大卡车后，大卡车上的人才同意顺路送我回家的。铁牛仔细端详了我一番，问：“你在卡车上见到了什么？”我说：“见的多了，都忘了。”他继续盘问我：“车上有没有俘虏？”我惊喜地望着铁牛的脸，说：“有，别的记不住，对这俘虏记得最清楚。我在车上虽然不说活，可一直在想：解放军坐车是应该的，为什么还让一名俘虏坐？更可笑的是，在路上这俘虏忽然说：‘长官，长官，下面那女的是我老婆。是不是让我下车打个招呼？’车子就停下来让俘虏下车打招呼。”还没等我讲完，铁牛又说：“第二天这俘虏又说：‘长官，长官，下面那女的是我老婆。是不是再让我下车打个招呼？’车子又停下来让俘虏下车再跟老婆打招呼。”我雀跃三尺地说：“那解放军叔叔就是你了。”铁牛紧紧地拥抱了我，随后说：“我很高兴，我有你这么个大侄子……”

不用说，我很想知道那俘虏是谁。铁牛想了好大一会说：“你要保密，我就告诉你。”他见我点头，一字一字地说：“就是我们团里跟你关系最密切的。”我依然没有悟出。他再提示了一句：“你与他以‘老乡’相称的那位。”我明白了。――人啊！俘虏成为以自己的演技感动千百万人的大明星，人都是会变的啊！共产党就是有本领让人天天向上的啊！

（十一）偶遇一位国民党军长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参加一个小型批判会，批判“什么是社会主义讲不清楚”这一说法。在几个人发言后，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身材高、腰板直、有军人风度的长者发言了。他伶牙俐齿地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都能讲清楚。他说他‘讲不清楚’。他不是讲不清楚，他是别有用心，反对社会主义。” 他的调子如此之高，令我吃惊。我是读书人，是专门咬文嚼字的，我知道会上批判的这句话，邓小平同志早在跟津巴布韦总统谈话时就讲过，所以我不表态，要顾全大局，不想打击一大片。何况那说法本身也没什么错！这长者怎么会如此上纲上线呢？

此时此刻，面对此景此事，我很想知道这长者是谁，便跑到会议工作人员跟前去打听。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军长姓W，大赦出来的。我既然和他一起坐那么久，就没话找话对他说：“W先生：你看正在放映的有关淮海战役的影片真实性如何？”他立即回答：“真实！那里讲‘谁杀马吃就枪毙谁’的命令就是我下的，再饿也不能杀战马。”

――他说命令是他下的，这话我相信，但是他讲他能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不太相信。社会主义的轮廓有一二三，社会主义还正在实践中，认识、理论还要在实践中检验、提炼，不是轻易能讲清楚的。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中级阶段、高级阶段是怎样的？能说得很清楚吗？现在许多领导人和学者正在深入调查、搜集资料、反复研究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正处于“进行式”。W先生在监狱中凭什么实践和文献已经研究得很清楚了，并认为别人讲不清楚就是“别有用心，反对社会主义”。岂不是有点武断，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投机呢？顺耳的话未必是忠言哦！看来，淮海战场的电影还没有演完哩！

淮海战役是部大书，里面应该有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的章节。敌与我、胜与败、军与民、武与文、官与兵、炸药与农田、毒气（杜从陈官庄逃之前曾提出放毒气）与人道，都有很多学问值得深挖。60多万解放军打败80多万蒋家军这是战史上的奇迹。淮海战役的全过程不仅应当载入军事史，而且应当载入中国通史和世界史。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审慎地研究淮海战役才不辜负在淮海战役中献出宝贵生命的中华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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