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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教育网公布的权威数据，今年全国的高考考生缺考84万余人。其中重庆1万多名高三学生在高考前夕决定弃考。面对渐行渐远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场景，许多人呼吁“应取消高考”。

寒窗十二年最终却选择弃考，难道真如政府部门所说是“就业难”的压力，或是如上海交大所说是“教学质量问题”，抑或清华所说是“大学问题”o细细推敲，这些答案未免有“隔靴搔痒”之嫌。

高昂的学费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是一个坎。仅以我国高校当前的最低学费标准5000元／年计算，这一标准是农村居民纯收入（2008年为4761元）的105%，这还没有将生活费、住宿费、教材费、交通费等费用计算在内。而在发达国家，大学学费标准通常不超过国民可支配收入的20%。如此高昂的学费，最终使一批贫困家庭的考生选择弃考，这无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当然还有出于学校面子的“被”弃考生以及因考试压力过大而弃考的困苦。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应考学生争的是能否上大学，那么30年改革之后，考上大学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竞争了，而能否上顶尖学校才是关键。于是，才会上演美国SAT“PK”中国高考的大戏，拿着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放弃高考已然是一种轻松的选择。

高考是我国人才选拔的平台。就在1977年，那时还没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忍不住说出了久积心中的一番话：“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在“左”的那套还流行之时，他果断地提出：“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正是在邓小平的努力下，恢复统一高考，中国的考生们开始享受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

恢复统一高考，为中国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价值导向。也许我们还都记得，社会上曾经存在着“脑体倒挂”的现象，曾经流行着“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争论。而如今这种争论绝对没有了，这是高考制度恢复以来的社会效益。然而，有关加分、一考定终身、难以服众的自主招生、学生高分低能等各种问题也在不断为人们所争论。

放眼世界，发达国家也有高考，其中也存在着兼顾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但都没有中国这样搞得举国不宁，因为，他们推行的是素质教育，崇尚个性解放，思维活跃，鼓励创新。比如美国大学更关心的是，你能为我们这所大学带来什么。他们追求个体的多样性：文化、意识领域、社会形态等。他们希望自己的大学是一个各种文化相融合的小世界。

素质教育在中国也喊了不少年头，但应试教育和唯分数论还是“硬道理”。高考本无错，错在选择机会的稀缺，错在功利式的教育模式。现如今，能否招到“高考状元”、其数量多少，成为衡量国内大学是不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一流大学资源倾斜的“马太效应”，使得高校对高考状元和高分考生的争夺也日益白热化。由此带给家长的误导是：为了追求分数扼杀了孩子的兴趣、童趣。事实也是如此，如果孩子能进入名校，就意味着敲开了幸福的半扇门。为了博一张名校的入场券而使孩子过早地杀人战场，竞争从没入学的小孩就开始了。

在英国留学的骆某，在国外学习电子芯片相关专业，2007年毕业回国后选择了上海某通讯公司。留学归国的身份让他和妻子都解决了上海户口问题。 2008年买房，选择了离公司比较近的、房价相对便宜的唐镇。工作还不错、户口解决了、房子也买好了，万事俱备，小两口就筹备着要孩子。眼瞅着孩子就要出生了，没想到这孩子的上学问题难倒了全家人。骆某说现在离他小区最近的一家是在对面高档社区里的私立幼儿园，打着国际化双语教学的牌子，并且倾向于为本小区居民服务，高端幼儿园的收费也紧随着上了好几层，先不说每月开销上千，单单入园费都是个大数字，他们望尘莫及；再有的就是离家一个小时车程的一所公办二级幼儿园，虽然费用相对适中，但是了解下来，这家幼儿园的教学质量较一般，每年入园还有名额限制。一类有无法承受的费用之重，另一类有名额限制的风险之忧，两夫妻还有其老家父母就为未出生的小孩发愁。骆某的母亲提议等孙儿出生以后，回老家养，靠两老人在老家的人脉，肯定能让孩子上当地最好的幼儿园，甚至最好的小学。可是，让孩子生下来就同自己分离，夫妻俩也无法接受。这样的尴尬局面就如此僵持着。

其实，沪上的幼儿园处于“三足鼎立”的状况：一类是公办的幼儿园，包括示范性的、上海市一级或者二级等，以资历老、教学好、收费低、规范高为特点；另一类是民办幼儿园，其中又分两种，一种是服务和收费都国际化的高端民办幼儿园，一种是针对上海外来务工人员的民办幼儿园。“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对于大多数同骆某一样的中产家庭，希望自己的小孩能有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和较高的学习起点，公办的学校名额稀缺且不易获取，又无法承受民办的高端幼儿园的巨额费用，孩子的读书自然就成鸡肋了。如何把学前教育尽快纳入义务教育中应当提上议事日程。

幼儿园是这样，小学也是如此。为了让孩子能够在所谓的“重点学校”占个位，父母们不惜血本让孩子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不惜被自愿交纳以捐助教育为名的“择校费”，不惜搞关系送礼“拼爹”。武汉的做法更绝——“入学考爹”。武汉某小学在进行入学测试时，要求学生家长也必须参加考试，家长的成绩将纳入考试总分，成绩约占总成绩的三十分之一，甚至更高。这所学校是武汉市的“热门学校”，吸引了6000多人报名，而校本部只招240人，平均25个人录取1人。该小学的负责人表示，这样做是为了让家长与学校一起搞好学校教育，让家长掌握正确的教学方法。

靠“考爹”来刷人数听起来比收取高额“择校费”要合理一些，促进家长正确育儿的说法也师出有名，可此举实在是五十步笑百步，与中国的义务教育法相去甚远。“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可是僧多粥少，有限的教育资源尚难以将这一纸法律变为现实。

据报道，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0。我国早在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要达到4%，遗憾的是，即便是18年前的那一目标，迄今也未能实现。而美国教育经费的支出，三十多年来占GDP比例基本上都超过7%，这个差距之大，可用“令人震惊”来形容。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欠账较大，这就使得教育经费始终捉襟见肘。*

一方面是“投入虚弱”也就是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是“浪费型投入”，有限的钱没有用在刀刃上，校园里忙于建设大楼大厅、豪华校门甚至“观光电梯”，高校惊现“中国式负债”。更何况我们还有突出的教育资源配置失衡问题，在教育资源占有和使用上，基本是无政府状态和无序掠夺状态。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于少量的幼儿园和中小学，追求所谓的“名校”效应，致使优质教育资源逐渐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其结果必然是“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加剧社会阶层的固化。

世界上都把普及教育作为促进平等、改变贫困局面最基本的措施。发达国家的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接近，无论占地面积，还是建筑设施，都是实用、简单和朴素的，除了在一些新建住宅小区配套的学校设施较好外，其他学校的设施都一般，各校之间的硬件条件相差无几；教师是由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调配，师资队伍的水平比较均衡，公立学校教师平均每6年流动一次，多数中小学校长3至5年就要换一所学校；学生基本上是就近入学，禁止绝人多数学校“择生”。

教育公平是一个人在现代社会立身和发展的起点。如果起点不公平的话，社会和谐、社会健康发展就无从谈起，只会加剧现有社会的矛盾。解决之道是除了政府要有担当，自然还得回到社会管理的轨道之上。把GDP的4%甚至更多经费分配给教育是关键之举。

*本书部分内容写作于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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