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萧县企业家联合会官方网站！

“就业”是人民生活的第一需要，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般说来，在技术没多大创新的情况下，伴随着GDP的增长，就业率也会相应有所提高。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美国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他于1962年提出了“奥肯定律”，论证了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二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高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低增长率则会提高失业率。这一定律在国内外得到普遍的认同。

但是，奥肯定律在中国却碰了壁，走了样。近年来中国的GDP增长很快，就业率非但没有相应提高，反而是失业率大幅度提高。有不少地区城镇失业率在10%以上，超过了失业率的警戒线。2010年末，全国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908方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而就在2011年3月份温家宝在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外方主要代表时表示，中国有2亿的就业人口压力。

“就业难”是中国近年来棘手的大问题。远的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实行的低工资广就业模式，近的如“被就业”的虚假就业，都在以不同方式表达着中国就业问题的严重性。

“就业难”，怎么难？QQ上曾相传这样一段话：我们上小学时，大学不收学费；我们上大学时，小学不收学费了。我们上小学时，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大学毕业时，没有工作可以分配了……以前大学生是一个村子的骄傲，现在到处都是大学生。大学生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高不成低不就，又不肯回家乡。想在城市混出个人样，却不料永远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比如，2006年毕业的大学生达413万人，而全国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仅166.5万人，也就是“有六成大学生毕业即失业”。2009年河北一大三学生因不堪就业压力，自杀身亡，留下近十万字日记，发出“工作是何其的难找，未来又是何等的渺茫……谁能救救我”的绝望呼声；同年的上海殡葬业招聘会上，418个岗位吸引了5000名大学生到现场咨询，其中还有一些“海归”人士。

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在功德圆满走出校园，面向社会接受市场选择时，却遭遇了滑铁卢，谁的错？是国家的招生政策有误吗？自从1999年高校第一次扩招以来，毕业生的数量是节节攀升，经济环境急速发展、生活节奏悄然加快、经济消费快速增加，大学生就业面临“僧多粥少”的尴尬；是大学生自己的选择有错吗？希望能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工作不那么辛苦、工资不那么微薄、福利不那么吝啬；是市场用人规则出现了漏洞吗？要么过分关注学历和文凭，将招聘门槛设置得很高，唯毕业院校、唯学历化；要么忽视劳动者的基本利益，拼命压榨工人的工资，更别提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即使是公开招聘，实际也是要那些能为企业带来效益的技术工人或关系人才；是我们的教育有误吗？我们的大学喜欢走“综合性大学”之路，不屑于办职业教育，学校课程的设置常常与市场脱轨，派不上用场。国家教育部的一项调查中表明，70%的大学生将就业难的原因归在自己身上，认为是个人技能不足所导致的。还有一些大学生毕业之后，再去技校回炉学着当技术工人。所有这些都是有缘由的，但都不是主要缘由。

与“就业难”相对应的是“用工荒”。“用工荒”，怎么荒？杭州一家企业招收抛光工，曾向一名“85后”开出4000元月薪，被对方以该工作不利于健康，是在“拿身体换钱”为由拒绝。 2011年年初，雅戈尔西服有限公司招聘500名技术员工，年薪3万元左右，而瑟瑟寒风中，招聘摊前门可罗雀。“用工荒”荒的是两类人：一是技术熟练工，一是年龄较低的廉价劳动力；受影响地区也从劳动力密集的地方，比如江浙一带、珠江三角洲一带蔓延到安徽、河南甚至是全国。

用工荒最突出的是在2009年年初，源于2008年的所谓金融危机，许多企业和工厂被迫裁员，许多打工者在这个时候受到重创，幸有政府想办法、花大力气解决这些失业人员的安置以及再就业的问题。2009年经济开始复苏，各企业和工厂又急需招兵买马，可是经过一次无情“背叛”以后，打工者们哪儿还会如此轻易地“愿者上钩”呢？这是其一；其二，农民工输送大省多在西南片区，以前由于在外的收入明显高于本地的收入，才背井离乡，而今，自己家乡的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再加上各种保障制度给力，自然是“在家千日好”；其三，各企业对技术熟练工的待遇还是很优厚的，毕竟技术人才是稀缺的，只是薪资再高，身在异乡始终为异客，背后没有足够的保障和尊重，还是无法打动工友们的心。

于是，“用工荒”同一直以来的“就业难”形成了我国就业市场里一道有趣的逻辑难题。“用工荒”说明我们缺少足够的劳动力储备，而“就业难”无不表明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红利，二者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悖论，但与中国的国情一对应，其义自见。所谓的“就业难”和“用工荒”无非是“白领难当，蓝领难找”，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我国的就业困境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大学生与农民工之间无法形成差异化竞争。我国更多的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但是第一产业不仅不能吸纳劳动力，如今还在排挤劳动力；第二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比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等，企业的经营环境恶劣。 2008年有报告称中国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一，因为中国企业的税负并不仅仅是交到税务局而已。“税负痛苦的并不在于税率，而在于税收的分配使用上”。经营环境差，企业的赢利能力就薄弱。为了企业自身的生存，最终只能保持或者压低工人工资，于是，就业者认为企业提供的工资待遇太低了，不值得去做。用工方却无力也无心加薪，二者处在利益博弈状态；第三产业服务业，是最吸引大学生的领域，而现在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能提供的岗位相当有限。最终，就业难和用工荒“撑起了”中国的就业市场。

我国就业市场的困境在于社会分配不公。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据统计，从1997年至2007年的10年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o尽管这里面有统计口径变化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是呈逐年下降趋势。而一些垄断行业的收入畸高，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根据国资委的报告，2009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8199元，而国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5053元。上述数据表明私企平均工资比国企低48%。据调查，某些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比中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高出4倍到10倍之多。对于私企来说，除了高额的税费以外，还要交各种险金费，劳动时间甚至福利都得不到保障，让毕业生对这些企业也望而却步。还有，大家都知道公务员、事业单位是铁饭碗，工作稳定、工资平均，最主要是福利好，所以每年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试，众多大学毕业生趋之若鹜，其中也包括已经毕业参加工作几年的社会人员，所以我们还没听说过有“公务员荒”。

我国就业市场的困境在于城乡二元结构。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在全国1.45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大约1亿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0%以上，“民二代”成为就业的主体，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权意识，不愿再像父辈那样遭受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权益难保障、生活条件差等不公平境遇，他们需要公平的就业条件，然而，主流社会对他们的身份排斥，使他们也难享受到平等的待遇，从事同样的工作，城市职工比农民工工资高一倍甚至两倍。要想在城市中找到一位理想而体面的活干也非易事。他们不愿回农村，倘若再被城市所遗弃，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罪犯有74.7%在犯罪前无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生存空间受限和教育缺失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高的重要原因。

法国二代移民问题带来的教训不少。高失业率使移民后代们自暴自弃，对未来失去了希望，贫困、吸毒、犯罪严重。近年来已引发了多次严重的骚乱。我们不能孤立地考量失业问题。失业必然带来离婚率、失范率、犯罪率的上升。用处理离婚率、失范率、犯罪率的费用，足以安置相当多的失业者就业。失业率过高容易诱发“社会地震”，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文章转载请联系作者，否则追究其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