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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萧籍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党外人士邓伟志先生，虽年事已高，且能孜孜不倦地学习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并把学习成果与家乡人们分享。他满怀对全国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深情厚谊，对国家平衡发展，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期盼，高屋建瓴，对《用法规推进扶贫》作出深刻探讨，提出新的思想、新的方法。他鼓与呼，为制定“扶贫法”率先进行舆论宣传。请广大读者认真研读，定会从中获得较大收益。

中国共产党18届5中全会一再强调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些日子举国上下都在热烈议论中国共产党18届5中全会所提出的“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一致表示拥护。

随着扶贫力度的加大，随着扶贫涉及面的越来越广，返切需要制定—部完整的扶贫法规。国家在“三农”方面已经制定了几十部法律，地方法规则更多，为了保障和推进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建议再制定一部完整的“扶贫法”。

需求与现实的反差呼唤扶贫法

中国的贫富差距不论用基尼系数计算，还是用什么系数计算，不论是用五分法，还是用十分法计算，不论是按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还是按中外学者的统计，中国的贫富差距都是大得惊人。纵向看，中国当今的贫富差距为上个世纪80年代的近2倍；横向比，不仅比西欧高，而且也比东欧高，几乎为世界贫富差距最小的北欧的3倍。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2月26日发布的数据，按照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4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7017万人。2015年秋有位明星的婚礼花费2亿元。几年前，有位以演穷人出名的演员，未讲出女儿结婚的费用是多少，只见有200辆奔驰在街上游。可是中国另有数以万计的穷孩子娶不起妻子，在打光棍。有人建议向佛教国家尼泊尔输出光棍，可尼泊尔担心中国的光棍太能干，会不会挤掉尼泊尔的男子汉。看一个国家强大不强大，GDP算一个，人均收入算一个，但那都是一个角度，最重要的是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体，即草根的生活状况。这正如看一个水桶、一个茶杯，不能只看它有多高多粗，而是要看它底下漏不漏水。贫富差距过大，就是水桶、茶杯的漏水处。按18届5中全会的说法就是看薄弱环节。曾经既征服过西班牙又被西班牙征服过的突尼斯，2014年有富人利用婚礼炫富，十几部彩车上街，遭人唾弃。常言道：不平则鸣。贫富差距过大，必然加大社会张力，引发阶层间的社会冲突。因此,必须拿起法律武器来缩小贫富差距。

我们过去并非没有注意缩小贫富差距，可是一直是项软任务，甚至于还有人在扶贫资金上搞腐败，有的挪用、有的不用，有的截留，更不能容忍的是把扶贫资金的“贫”字上面的“分”变成了“今”字，转化成为“贪”。还有的人大搞形式主义，开几部轿车、带着摄像机给贫困户送去200元，把贫困户之贫公之于世,吓跑了贫困户儿子的恋爱对象。这一切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必须以法律来保障扶贫的正常运转，避免不正之风的滋长。

制定扶贫法时值得研究的要点

（一）贫困线问题。贫困线上大有文章好做：定得低，贫困人口就少；定得高，贫困人口就多。国际有国际的标准，地方有地方的标准。制定标准的要素和权重也各不—样。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把国际标准与地方标准銜接起来，都需要用法规来确定。包括怎样评估“贫困率”、“贫困村”、“贫困县”，也值得研究。在当今的592个贫困县中，有穷有富，有的政府的办公大楼比西方的市政厅还豪华。他们是“戴着贫困的帽子，迈着小康的步子，过着富人的日子”。如何让这类县摘帽？都要仰仗法规来避免随意性，增强科学性。

（二）劳动力报酬的底线问题。孙中山先生大声疾呼“劳工神圣”。如今有些人却把神圣的劳工称作“廉价劳动力”，用“廉价劳动力”吸引人，用“廉价劳动力”作为发展之本，政绩之源。劳动是发展之本，廉价劳动绝不是持续发展之本。说得重一点，这是对劳工的歧视，是对劳动价值学说的亵渎。如今的西方，不管左党右党，不管穷人党、富人党，在竞选时都要做一做“提高最低工资”的姿态，因为低收入者手中有选票。没有这句话就选不上啊！不管别国怎么样，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政府，在“提高最低工资”上一定要动真格。

（三）户籍流动问题。近年来留守儿童自杀，流浪儿童出事故，究其原因是父母不团圆。再追究下去：父母为什么不团圆？答曰：有外遇！再刨根问底：为什么有外遇？那就不能不承认僵化的户籍制度应负主要责任。不要一味地责怪他们没能从一而终。曾记否？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不少觉悟高、地位高的人士不就是因为夫妻分居而再婚吗？不用说，户籍放开会带来诸多困难。请看：近来地球那一面汹涌澎湃的移民潮难道就不给欧洲带来困难吗？人家国与国之可以移，我们一国之内为什么就不能迁呢？转型要求社会流动，不仅要求水平流动，而且要求垂直流动。如果连水平流动都不可能，上上下下的垂直流动就更难了。“迁徙自由”是“五四宪法”的一大亮点，被“八二宪法”删去的“迁徙自由”应尽快恢复。

（四）土地问题。中国的耕地表面上没有减少，实际上减少的3亿亩是熟地，补进来的是生地。几千万人失地所得的补偿不足。土地交易在某些地方成了“土地财政”，利富不利农。不正当的失地是有的，正当的失地也给农民带不便。修水库是天大的好事，可是，淹了两千万多亩良田。用“人地比”一算就知道，造成一千多万人移民。修路也是好事。与路相关的是不能乱穿高速公路。由于建路下通道会提高成本，于是就造成在网民这里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农民那里是“近在眼前，远在天边”，割断了近邻之间祖祖辈辈的往来。往来也是财富。

（五）教育问题。脱贫先脱愚，扶贫先扶智。今日之教育是明日之经济。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帮助贫困儿童入学。当今农村人口受教育的程度为7年，这是远远不够的。就是这7年，很多穷人还嫌多。值得注意的是贫困地区辍学率很高，一个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贫困地区悄悄兴起。这不是穷人的错。其原因同四十多年前的那一阵的“读书无用论”差不多，都是读不起书，读书与不读书一样回家过穷日子的“外力”逼出来的。穷人说：“读书有风险，投资须谨慎。”“上了学也找不到工作，又还不起为上学欠的债。”由此观之，怎样从法律层面解决贫困人口的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以及免费、资助等问题迫在眉睫，否则明天还会穷下去。

扶贫要靠全社会一起出力、助力。扶贫法在水、电、路、房、科、教、文、卫、金融服务机制、社会服务体系等方面都应有所规定，都应花力气研究。  

为制定“扶贫法”做好舆论准备

舆论是领头雁，是带头羊。为了制定扶贫法，舆论应当先行。

（一）切莫再大动干戈批“仇富”了。早些年批评“仇富”的说法多如牛毛，其中有不少是倒因为果，逻辑混乱。谁都知道，穷人为就业要向富人献礼，要点头哈腰，就业后又怕被辞退，成天提心吊胆，不敢说个“不”字。“不”与    “仇”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何况不说“不”哪！毋庸讳言，对那些半年、一年不发工资，贫穷的农民工在有家难归的情况下，仇过富人。显而易见，是先有富人嫌贫、欺贫、坑贫，后有穷人仇富。穷人仇富了，既无钱交诉讼费告状，也无钱付版面费揭露，他能“仇”到哪里去？尽管如此，仇富并非良策。與论界还是应当宣传富而不奢、穷且益坚为好，倡导劳资两利，和谐相处。

（二）切莫再欣赏“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是历史遗留问题。承认“二元结构”不是要巩固“二元结构”，而是要化解、打破“二元结构”。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于二元结构，不了解生活在另一“元”中的穷人的潦倒情况，对二元结构缺乏切肤之痛。在中国内地绝不能搞“一国两洲”。不是吗？有洋人说：“到了中国东部就像到了欧洲，到了中国西部就像到了非洲。”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地位的“二元”很容易颠覆政治上的“一元”，不可闲视之。

（三）切莫再提“兼顾公平”的说法。自1993年以来，中国流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说，并视其为原则，这种说法是拉大贫富差距的拖拉机，是导致穷者更穷的理论根子。君不见有多少富人干违法的事而逍遥法外，干缺德的事而趾高气扬。借口是：制裁了他们这些富人，效率就下来了。在社会主义的任何阶段都不应把公平置于次要地位。始于井冈山的“三大纪律、六（后为“八”）项注意”也都讲公平嘛！近来被判刑的大亨，他们的很多罪行就是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烟幕弹掩护下干出来的。有家台企逼得穷工人跳楼，台湾报纸称他为“岛内之耻”，可在这里有人怕他跑了，GDP就会下来，不动他一根毫毛。殊不知，公平出效率，不公平就不出效率。有个顺口溜说出了这个道理：“老板把我当人看，我把自己当牛干。老板把我当牛看，我把自己当人看，说什么也不跟你好好干。”不止不行，不理直气壮地抛弃“兼顾”说，就难以推行“更加公平”、“把公平放在首位”的正确理论。

（四）繁荣扶贫理论。人生在世，谁都想过体面的生活。大家都体面了，方有平等相处的基础，互相尊重的可能。因此，学术界主张缩小分富差距的社会认同论、社会趋同论、社会融合论、社会平衡论、社会均衡论、社会协调论，层出不穷。此外，从另一角度研究、倡导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分化论、社会冲突论、社会博弈论、社会分层论，繁花似锦。这些理论尽管有差异之分，有高低之别，可是无一不是对着那个“穷”字来的，都主张减少绝对贫穷和相对贫穷。贫穷正在成为不计个人得失的学者们研究的对象，探讨扶贫的规律，提炼扶贫的理论。一门又一门造福于人类的学科，贫穷经济学、贫穷社会学、贫穷文化学、贫穷政治学，等等，方兴未艾。这是穷人的福音，也是扶贫法的先声，是扶贫法的催生婆。

（五）恢复农会组织。扶贫之声靠政府，靠学者，更重要的是贫困人口自己站出来讲话。自己的难处在哪里，自己最能说清楚。毫无疑问，这声音要力求悦耳，要有韵味，要有序。有序就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组织群众。工人有工会，农民过去有农会，今天更应当有农会。在“左”得出奇的“四清”运动中还有遍布各地的“贫下中农协会”。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担任全国贫协主席。基层贫协或多或少地能够反映贫困人口的需求。近几十年来城乡差距有增无减，不能不认为与农民在人民代表中所占比例太少有关系，不能不认为与没有农会有直接关系。讲农民失语有点过分，讲农民声音的分贝不高则恰如其分。你自信，我自信，高度的制度自信、政治自信定能发出农会的呼声，发出扶贫的响亮声音。

按照18届5中全会指引的方向走下去，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相信：一部饱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底限的扶贫法指日可待！中国的贫困人口一定能减少到最低限度！一定能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和谐大国、均衡大国、平安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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