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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了一则具有轰动效应的消息：大足县12岁的唐雨能用耳朵认字，省委负责人接见了唐雨。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立即涌现出一批耳朵以及其它部位认字的男女。可是，我这个好奇的人并未为这“轰动消息”所动。我一笑了之。

1979年8月，我在北京车公庄2号北京市委党校参加大百科首卷审稿。上海一位朋友来车公庄看我，说起耳朵认字高手王斌、王强就住在市委党校对门的新华印刷厂职工宿舍。他还说，车公庄的王斌、王强比唐雨厉害。唐雨是把纸片贴在耳朵上的，而王斌、王强是隔着金属茶叶盒认字的。朋友准备去看看，拉我陪同。因为就在附近，我便随他去了。我们把写字的纸片放进茶叶盒，王强接过去，置于被衣服盖住的腋下。王强走来走去，我们突然听出茶叶盒打开的声音，再过一会，她一点不错的认出来。等我们把茶叶盒打开时，发现本来平整的纸片变皱了。如果不是取出了纸片，不论纸片在盒里如何摇动，也不至于皱到这个样子。我们心里有了点数。

在耳朵认字多次表演失败后，鼓吹者来了两计：一是把“耳朵认字”改为“人体特异功能"。改称“人体特异功能”，看来是退却，实则是进攻。那就是说不仅耳朵能认字，而且人体各个部位都有神奇的特异功能，如隔墙取物、灵魂穿墙、肉眼从重庆看到大庆、肉眼看见死去多年的父亲 ，等等。这时耳朵认字已演化成为彻头彻尾的“活见鬼"的灵学。二是拉大旗，找后台。

对大科学家钱学森我一直是很崇敬的。钱学森对我个人也是很关心的。哪知，后来他发表了一系列为伪科学打气的言论。他说，特异功能“可能导致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他还说：“特异功能是社会主义的绿叶。”我知道后，为他惋惜。

我想起了国内外知名的研究脑生理的大专家张香桐。他过去同我讲过国家多次请他鉴定类似特异人的故事。他说，1964年广州有位少女，声称能看到密封信的内容。因为张香桐跟钱学森一样，也是抛弃在美国的财产，乘着到瑞士开会的机会，只身提着小皮箱回到国内的，是国内一号脑科学家。广东发现这般奇人，便要他去看看。他从理论上不信，却发现不了少女有什么舞弊行为。只是感到少女在拿到信封后，总要去一趟卫生间，似乎不合常理。这次少女又去卫生间了．陪同张香桐的研究所党委书记对在场的几位专家说：“我已这把年纪了，早就没那回事了。我到卫生间去看看。”他趴在马桶间的门下向上一看，发现少女根本没有大小便，而是拿着“高级”的工具、药品在拆信封。我想钱学森大概就是因为身边“没有跟特异人上厕所的助手"，才对伪科学信以为真的。  

可是，钱老无论如何不应当把这几个人的“特异功能”捧得这么高，提到“科技革命”的高度，实在有“大跃进”时大喊“亩产万斤”的酸味道。“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我针对钱老的“绿叶论”说了句：“特异功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绿叶。”后来这句话上了简报。钱老看了，叹了口气，对身边人说：“唉！这个人真是……”下面的话不用说了，在钱老建立的文理相通的学科体系图表里，没有我一滴汗水。

注：邓伟志，安徽萧县人，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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