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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桥大队评工记分情况调查报告

1965年

孙桥大队从一九五五年合作化以来，一直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制度，至今整整十年。十年来，这种按件、按时计算社员劳动报酬的办法，对于调动社员积极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起了一些作用。然而从孙桥地区的实践来看，这项制度矛盾成堆，漏洞百出，弊多利少，势在必改。

(一)按件记分

按件记分是根据一个中等劳动力忠实劳动一天，所能做到的数量和质量，制订各种农活的劳动定额，按定额记分。

孙桥大队的劳动定额，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马后炮”定额

定额，照理在做之前订出来，比较有效。而有些农活，象卷河草、割青草、拣谷（粒选等）每年在做这种农活前，谁也不可能提出个合理的定额来。拿卷河草来说，河里的草多草少是很难调查的。就算能对本大队范围内的河浜进行调查，对外大队的总不能去调查吧’可是卷河草是要到外大队去的。因此，像这类农活，一定要在做了几天以后'才能求出个与别的农活大体平衡的定额来。这样，有人唯恐今后定额太低，开头几天尽量少做。而一旦有了定额，就拼命去干，稳拿高工分。有人说：“这是不用先生教，个个学得会的窍门。”

二  “孙猴牌”定额

有些农活的定额，花了一番时间刚刚订得接近合理，但是耕作要求、工具设备、操作技术、身体条件（如双抢中下水的手脚要烂），以及天气等起了变化，又不得不再修改。象割麦，十三队头天晚上搞好定额，哪知夜里刮起一阵大风，第二天定额就不得不来个“见风涨”。打药水，十二队原来用的是单管式的，定额是一桶两分，后来买了背包式，如果一桶还是两分，打药水的工分就会提高一倍，因此也必须改。九队去年挑红花的定额，随着红花水分的变化，先后修改四次。他们说：“这些‘短命’定额，跟孙悟空差不多，也会七十二变。”十五队今年夏收挑麦，开始根据定额小组制订的定额去做，没发现大问题。挑了几天以后，发现挑麦的定额过高，有人就埋怨队长：“眼睛长到哪里去了？”搞得队长下不了台。而实际上是因为太阳把麦晒干了，能挑得多了。此外，在孙桥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定额要随着劳动力的供求状况的变动而不断变动。因此，定额跟价格一样复杂，只能基本上体现劳动消耗量。

三、“顾一头”定额

有些农活的定额，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计件单位。比如拔秧，这是每年要做很多次的农活。可是直到现在没找到一个好的计件方法。以所拔秧苗的面积计算，则有人马马虎虎，连泥带草，追求亩数，糟蹋秧苗。以所拔出的束（把）数计算，而束有大小，草有多少。有的自拔自挑自插论行头，（即面积）家里没人挑的跳起来骂。有的自拔自插别人挑，以插秧的行头计了。这样，种的同挑的有矛盾，同时所拔的秧数又很难同插的面积一致。这几种办法现在孙桥各队正分别采用。象十六队几  种办法都试过，最近在用第四种办法，闹得不象样子。再如卷河草，论重量，有人掺河泥；论体积，有人装得松蓬蓬。“一手难扶两堵墙”，顾了体积，顾不了重量。七队有次量河草，量的人从草上走到对面去量时，陷在草里出不来，因为当中是空的。卷河草装满仓后，需要从船头走到船尾摇船，照理从船上走过去最方便，可是孙桥普遍的不从草上走，而是把船靠岸，绕个大圈，从河滩跳上船尾。十二队为了解决松蓬蓬的问题，选一个人在量之前对每条船都揿一下，待揿得结实些再量。结果大家对揿的人意见很大，说：“对我是揿，对人是摸。”揿的人先后调换了三个。

四、“差不多”定额

有些农活，象锄草、耘稻、割稻、棉花整枝，定额实在难以估计。拿割稻来说，要考虑水稻的密度、长势、品种、地口大小、播种方式、根部软硬，蛇多蛇少（坟地蛇多）、土壤干湿，是一边倒还是乱倒等许多方面。又如耕地，要考虑地口大小、地势高低、地块形状、有无坟地、是稻板田还是什么地、是否靠近渠道等等。又如棉花锄草，也要考虑地口大小，密度、长势、草多草少、土壤软硬、施什么肥料（施猪谢草多施花肥草少）以及上一茬种什么等等，那么多方面怎么能考虑得周全，一般只能是“丈母娘的嫂子——大约模”，差不多就好了。估不准，就要出毛病。十三队今年棉地锄草，包工到组，同一天一个组每人二十二点四分，另一个组十六点九分。工分少的这个组气得跳起来，男工看他们妇女锄草工分这么多也气得跳起来。

五、“跛腿式”定额

两样农活，一个稍高于最合理的水平，另一个稍低于最合理的水平。两者，单从其本身看都是接近合理的，可是两相比较差距就大了。有差异，就有矛盾，有矛盾免不了出现争吵。十五队有一天复打大麦和油菜，事前开会讨论通过复打出一斤油菜记八厘，复打出一斤麦记五厘，大家都同意。可是打的结果，当天打麦的比打油菜的低三分。闹翻了，最后只好拉拉平，给打麦的加一分，给打油菜的减一分。九队有三个强劳力，同一天两个在河里罱泥，一个在塘上盖泥。罱泥的半天各得十二分，盖泥的半天只得七分。在塘上的意见很大，嚷着说：“赚钱不吃力，吃力不赚钱。”

“有没有比较好的定额呢？”我们曾这样问过几个队长，有个队长想好长时间，想出一个拔花棋。说：“拔花棋硬碰硬，不拔不倒。”可是当时就有人不同意，说：“调皮的人遇到难拔的就不连根拔起，而是折断了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农活，叫搞定额，我们都可搞定额，但是真正没有空子好钻的定额是没有的。只是有的空子大一些，有的空子小一些罢了，在孙桥这种一年三熟的粮棉区，全部农活约有三百五十种，今年春天，十一队在公社帮助下对三百四十八种农活订了定额，其中有一百零二种是纸上谈兵，根本办不到，而其余二百多种也是订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全大队来说，在一年当中做按件计分农活的时间约为一半，依人来说，男的不到一半，妇女超过一半，依队来说，地少人多的队不到一半，地多人少的队超过一半。

这样勉强把一半左右的农活搞按件记分的效果怎样？从孙桥的情况看，除了鼓励社员求多、求快，对在大忙时不脱季节比较有效外，可以说，再没有什么好处了，其主要缺点是：

一、做不到好省。在缺乏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搞按件记分，什么按质、按量制订定额，什么检查验收制度，实际上大部分是空中楼阁。恨小有好中求快的，大多是差中求快、快中求快，质量不高：掼稻不掼净，罱泥不满仓，除草猫盖屎藏，施肥满天飞，拔秧连草带泥，鸡粪掺土加水，拾棉花不拾脚跟花，而摘掉未开开的花（水分多）社员是希望队里增产的，但是一碰到工分，有人就忘了。有人认为，生产不好，大家没得吃，不会是我一家，工分比别人多，收入总会比别人高些。

二、做不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按件记分的刺激下，有些人为过求数量，多挣工分，卷河草抢大船，打药水抢好喷雾器，耕地抢快牛……以致小船、慢牛、差喷雾器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部分队发生累病快牛的现象，累伤了，既影响生产，也影响繁殖，在劳动力的安排上，因为要防止有人专做大工分农活，工分过多，或有人长期作小工分农活，工分过少，就很难根据各人特点，合理使用劳动力。象十队，本来决定叫队长抓除虫这条线，只因卷河草工分高，副队长不安心打药，要到船上去，对打药带来影响。按规定有吃奶小囡的妇女不能打药水，可是有些妇女常因不能打药，工分减少，闹着要去打药。此外，有几个队发现有些小青年，勉强跟成年一起挑担，累病、压伤。

三、定额越搞越繁琐，越搞越难合理。定额稍不合理，工分就有高低；一发现有高低，就要想方设法调整得合理些，严密些，而其结果必然是繁琐。繁琐了，物极必反，更不合理。如去镇上买肥料，每月要买好多次。每次买的数量都是由公社统一分配，多少不等。买五百斤，需要一条船一个人；买一千五百斤，也要一条船一个人。有的队是按所运肥料的多少记分的，看起来是按劳付酬，实际上更不合理。个别队曾一度按逆风、顺风、风大、风小记分，既繁琐又不合理，待到风小、分配数字小时，没有人愿意去。又如棉花整枝，大多数队按时，按件记分。少数队按亩记分。六队认为这两种办法都不合理，提出按打下的雄枝、赘芽、老叶、边心的斤刃记分。这还不算，他们又怕有人把不该去的枝叶也去掉，决定在所打下的枝叶中，发现一枝不该去的枝叶，扣两厘工分。这样，数量、质量似乎可以兼顾了，但是，他们忘了要浪费多少人工，要加重记分员多少负担，再说，这样做了以后，会有人为图快而碰断果枝。再如卷河草称份量一个队一天出去五个人五条船，一人一天卷两船、一船一千斤，这样一天就有一万斤。一次可称五、六十斤，一万斤要称二百次。一次算一分钟，一万斤也要三、四小时，卷一天，称半天，得不偿失！

四、定额越搞越膨胀，现在各队所实行的劳动定额比高级社时期提高二、三成，以十三队为例，如下表：

种名称　　　　高级社时定额　　　　 现用定额

杂工（头等）    8分/天　　　　　　 12分/天

出　塮    　　　5厘/担　　　　　　 8厘/担

耕　地  　　　  3.5分/亩　　　     4.5分/亩

掼　稻　　　　　4分/亩　　　　　   8分/亩

罱　泥　　　　　1.2厘/担　　　　　 1.8厘/担

洗　柴　　　　　16分/亩　　　　　　24分/亩

打车水　　　　　13分/亩　　　　　　30分/亩

劳动定额提高的主要原因是：(1)年初的定额年中不能动。如耕地，春耕时天短天冷、难耕、定额高。夏秋时耕地，天长、天暖，好耕，定额应当低点。可是无论如何降不下来。(2)一种农活定额提高，各种农活的定额都要提高。如在大搞积肥时，把积肥的定额调高了，过后，就要来个普遍提高。(3)一个小组提高了，另一小组也要提高。如在包工到组当中，发现有的小组难做，提高些定额，可是，与此同时，或在此以后，另一小组也要求提高。(4)干部看到（有）些农活社员不肯做，就用提高定额的办法鼓励社员去作。这样下去，定额越订越高，只能升，不能降。社员一般是“只看当天，不想一年”，不想想，生产不好，工分再多，又有什么用处？

由于按件记分有这么多弊病，因此，在孙桥搞按件的趋势是越来越少。各队常常先是搞定额，按件记分，后来，看看实在行不通，而改为“统”和“磨”。“统”是把原说按件记分的，统一改为按等级记分。或者，有加、有削来个平均。“磨”，在如何计件上争论不休时，大家就说“干脆，磨——”（孙桥把按时记分，称作磨洋工。简称“磨”。）“统”多了，“磨”多了，按时记分就自发地，自然而然地多起来，现在按时记分的农活比高级社时多得多了。

（二）按时记分

按时记分，是在社员从事没有劳动定额的农活时，根据基本劳动等级，按时记分。口头上说，要根据质量、数量死分活评，实际上，因为差的人不让扣，别的人也不大敢提出扣，所以一般就是望望日头，按时记分算了。

这种办法的好处是：(1)对农活的质量，虽不能完全保证；但一般要比按时记分好一些。(2)记分简便些。(3)争吵稍微少些。缺点是：(1)进度不快。在计时时，有人觉得工分笃定，就采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不积极劳动。曾有人把计时当作一种“休息”，在计件时不顾一切的拼累了，到计时的时候放慢点，休息。曾有人这样形容过按时记分的毛病：“搭花（棉地锄草）象站岗，挑担象换糖（货郎担），出工象拉纤，收工象射箭。”这话虽然言过其实，但多少反映了些问题。(2)平均主义。孙桥记分多是看日头记分，不分好坏，不分消耗劳动量大小，同时在许多队里，还没有严格的劳动等级，基本是以吃粮等级代替劳动等级。对小孩打了折扣，也没什么等级。这样一来，同一等级一起劳动时“一刀切”，快的不肯快。不同等级一起劳动时，象扶梯，等级低的故意不肯跟上等级高的。

（三）  日日评

无论是按件记分还是按时记分，照规定都应当评一评，而且是应当日日评。可是在孙桥能基本上做到日日评的队是极少数，大部分队是七日评，半月评。曾有人批评这里的评工记分，不是评工记分，而是只记不评，忽视了“评”字，可是别人越是批评，他们越是不评。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们积之十年得出一个概念：“评就是扣，评就是闹”。早在高级社时期，就有人争得面红耳赤，争到深更半夜。近几年，这种情况不是减弱了，而是发展了。因为：①过去工分只是代表的钱和粮，现在代表的是钱，粮、油、布券成了无价之宝。②过去农活定额低，扣得少；现在定额高，同样的情况所扣的工分绝对数比过去高。社员一听绝对数多了要闹。③过去工种少操作简单，现在多种经营，文教卫生，集体福利事业发展了农业本身也复杂了，那么多工种很难摆平，摆不平就闹。④过去初搞定额门槛都不大精，现在互相看坏样，学会耍花头了。⑤过去刚由个体变为集体，社员对解放前的苦，对集体化的甜，体会深，现在有些人忘了，特别是十二三岁到十八九岁的一帮青年，不了解过去，他们从一懂事起，所看到的就是闹工分。现在闹得凶的多是这些人。所以，运动前各个队普遍存在着“大闹三、六、九，小闹天天有”的情况。运动中，这种情况有显著的改变。开始出现自动退工分，互相让工分的新气象。可是运动后又有“回潮”。现在虽不及运动前那样严重，但闹工分的现象还是时起时伏，时紧时松地不断发生。正如调解委员会主任陈秋堂所说“现在十桩事体，有九桩是为工分。”从孙桥的情况看，评工记分的主要缺点是：

一、腐蚀思想。评工记分的最大问题是：落实工分不落实政治，突出工分不突出政治。由于评工记分的要求是把工分落实到人，这就迫使人们非要在分上、厘上打算盘不可，也就是说非要斤斤计较、分分计较不可。工分账都算不清，谁还去算政治账。评工分不但促使一般人斤斤计较，而且也促使老实人计较。有些老实人能控制在一定时间内不计较，但时间一长，也会沉不着气了，觉得不计较经济上就要吃亏，生活上就会受影响，也就参与计较了。这种斤斤计较工分的思想已经传给了下一代。孙桥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一个小人三尺长，做的农活不像样，评工记分不肯让，吵着吵着娘出场，吵到最后爷（父亲）帮腔； ‘吵啥，人家吃饭咱吃粥好了。’‘人家吃鱼吃肉咱吃成菜汤好了。’农民的自私心理，固然是几千年来私有观念的残余，根除这种私有观念，固然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自私总是社会主义的大敌，因此我们的各项经营制度，应该有利于这种思想的克服，而不是去助长它。现在，我们的评工记分制度，正如九队会计陈金龙所说的那样：“评工分像尼龙育秧，使得资本主义思想更快发芽。”大队支书黄银奎也说：“假使讲还是这样用工分刺激，社会主义思想要到啥辰光才能树立，第三个五年计划要拖到啥辰光才能完成。”

二、破坏团结。在评工记分中，碰到很多矛盾。从时间上说，有农忙与农闲的矛盾，冷天与热天的矛盾，有今天与明天的矛盾、黑夜与白天的矛盾，从土地上说，有地口大与小、土壤好与坏、距离远与近、地势高与低等等矛盾。从天气上说，有落雨与晴天、风大与风小等等矛盾。从工种上说，有轻工与重工、技术工与非技术工、清洁工与龌龊工、在家工与出外工、保险工与不保险工、有毒工与无毒工、农业工与非农业工等等矛盾。所有这些矛盾，九九归一，最终都要表现为人与人的矛盾：男人与女人、大人与小人、强劳力与弱劳力、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干部与群众，小组与小组、劳动好的与劳动差的，等等。评工分的结果，不是妥善地解决矛盾；而是加剧矛盾、促使矛盾尖锐化。八队有两个社员，曾凶二厘工分要到公社打官司。九队社员陈品芳为了两厘工分，同别人大闹一场，气得三天不出门，耽误了三十多分。实行大包小评，队长的负担轻了点，人与人的矛盾并没减少。因为大包小评以后，仍要搞记件、记时，更何况小组与小组的矛盾不但不少，反而增多。如七队河南组与河北组常常闹着要分开。仅有十七户的一队，也有时为了工分、闹得河东、河西不和。有的队为了回避矛盾，不分作业组，有的队把一家人分在两组，使得吃亏、便宜家家有。这样分组，不但对生产、生活都不利，而且也很难办到。因为，有的户只有一个劳动力，一个怎劈两半呢?

三、为难干部，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评工记分是压得干部喘不过气来的包袱，是干群关系上的大疙瘩。九队队长张五堂在听了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后，感叹地说：“我们哪里有做思想工作的时间，脑子里一天到晚的是社员间的工分哪能平行，矛盾哪能减少。”事实确实是这样，评工分当中的矛盾，比较多的是集中在干部身上。干部挨骂挨得最多的是在工分上头。比如要扣某人的质量工分、社员撕不破脸皮，拉拉队长的衣角示意叫队长提。队长不提就没人提了。队长只好做“凶人”提出来。队长一提，思想不大好的社员就要骂，个别讲不出理由来的，也不白白承认，总要来上一句：“后熟瞧”（意思是冬天搞运动时跟你算帐）。然后才肯罢休。大队贫协副主席周龙生说：“当干部是有骆驼的肚皮、猪猡的耳朵，也装不下这么多的挨骂。”这些年来，工分没有天天记，没有按照月份公布，不完全是干部不负责，也不完全是干部想混水摸鱼。这里，干部有他们的苦衷，他们说：“天天评、天天闹，十天评一次、十天闹一次，干脆脚踏西瓜皮、滑过去算数，十次并一次闹好了。”工分是很难摆平的“按月公布，社员一见工分不平行，高的不响，低的大吵，难弄！”这是他们的苦衷，也是对评工记分制度的一个批评。

（四）  可以试行“记时加奖”的办法

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的办法是不是还可以采用呢？起初意见不大一致。

有人主张：尽量把定额修好，这是治标的方法。定额已是千孔百疮，怎么个修法呢？

也有人主张：多搞大包小评。这是将矛盾下放。

还有人主张：多搞田头评分。这一则只是解决了一部分可在田头评的农活，二则在生产未结束时评工分，既不准确，又妨碍生产。

意见虽不统一，但是有几个原则是大家都同意的。那就是有利于思想的提高，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社员的团结，有利于管理的方便、合理。而其中最根本的是有利于思想提高。由于农村是露天工厂，农业生产对象是活的，农具是手工工具，农活是“良心生活”，因此，农活上的好坏有时只有自己晓得。四队老贫农吴桂士说：“千条万条思想第一条，思想不好，你跟在他屁股头也没用。”

根据思想第一的原则，有几个队认为：必须取消洋工记分制度。七队队长金昌林说：“日里抢工分，晚上闹工分，日日夜夜想工分”总不是 ‘生意经’。”把兴趣集中在工分上，就会把学政治、学文化看作是“蚀本生意”。最近我们组织青年学习毛选，有些在工分上着了迷的青年竟然说：“学啥毛选，我一天只要十四分就好了。”这就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工分挂了帅，政治就不能挂帅。因此，取消天天评工分制度，就是为做好五亿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一个现实可能性。

那么，采用什么办法来计算社员的劳动报酬比较好呢？有人倾向于采用孙桥大队农业中学计算师生劳动报酬的办法。孙桥农中有25个学生、集中了五十亩地，学生“学习在校，食宿在校，劳动在校，分配在校”。他们的劳动报酬的计算是采用“评等级、记时间，加奖励”的办法。

评等级，是根据劳力强弱，技术高低、态度好坏，评定劳动等级。孙桥农中因为差别不大，搞了“三等九级”，生产队差别较大，可以多分些，譬如，五等十五级。农中的等级差，全年初步订为一百分左右。生产队可以适当大些。

记时间。记工员每天只记各人的实际劳动时间。不问其质量好坏与数量多少。

加奖励。每天从每个工种当中挑出几个“谁最好”（数量、质量、轻重、态度）。记工记功簿（记工簿变成了记功簿）。每半月或一月根据其每日劳动情况，评出哪些人是一等功，哪些人为二等功、三等功、四等功。奖励是可以按月兑现，也可以在夏季和年底分配时，根据其每月的立功大小，正式评出奖励的等级。奖工分。奖励的幅度初步考虑大些，例如三七开，百分之七十为按出勤时间发，百分之三十为活的，按立功大小有所升降。奖励的面想大些，至少百分之五十。奖励得多了，评奖时闹得厉害，也有人主张一九开，或者再小些。

这种办法的好处是：

一、不要天天评工分，师生从工分中解放了出来。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开展思想工作的时间多了，政治空气容易浓起来。

二、把评工分变成了评思想。从当天看，劳动差一点不扣工分，只受批评，批评容易进去。因为对有些农民来讲，工分胜于荣誉。从当天看，劳动好一点，也不加工分，不致造成“为了加工分，积极去劳动”。帮助人们认识到不要把劳动单纯看作增加经济收入的手段。

三、把抢工分、闹工分、扣工分变成了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天天评、月月评的是先进，比扣工分的矛盾少。曲于经常评先进，先进容易树立起来。有了先进，比有对手、学有榜样，超有目标，比学赶帮超才有可能开展起来。

四、减少了干部的负担。干部不必在派工上、在工分的摆平上绞脑汁，背包袱。使得干部有精力去做思想、政治工作。

五、既避免了搞计件中的过分斤斤计较，严重不顾质量，又避免了搞计时当中的平均主义与工效不高。此外，可以因人派工，做到人尽其才。

一句话，这种办法的好处是既有利于调动劳动自觉性，又有利于调政治积极性。

农中这样搞了以后，效果很好。有些生产队也在跃跃欲试。他们说：“通不通，看农中。”农中做宣传鼓动工作条件虽然好些，但他们三个月前也是社员，差不了多少。

   ※1964年冬至1965年春，邓伟志随曾希圣、葛非等在上海市奉贤县胡桥公社孙桥大队“四清”。“四清”后期，华东局第二书记、“四清”工作队顾问曾希圣要求邓伟志搞专题调查。本文以及后面两文都是专题的一部分。

 此文系1965年夏邓伟志向中共中央华

    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的汇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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