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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在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会议上反复强调“了解民情”。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符合民意的。笔者先从一个1941年在陕甘宁发生的一个故事说起。

在学习党史的时候大家都学过从1941年开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生产运动，不少人还会唱“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是怎么提出来的呢？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是农民骂出来的。1941年6月3日打雷劈死了延长县的代县长李彩云。事情传出去以后，有位农民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毛主席?!”据习仲勋叙述：“这话传到毛主席耳里，毛主席并没有叫人去追查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原来，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毛主席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二十万担(每担三百斤)减至十六万担。这件事的处理，使党群关系更加亲近，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此后，毛主席还经常拿这件事教育干部要关心群众生产。”（《习仲勋文集》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页。）这就是变骂声为警示的著名故事。“知道原委”是调查得到的民情。对此，1945年毛主席又进一步引伸出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小广播就不同，这需要搜集并加以分析。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有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1941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285页。）

80年前的故事对今天我们如何贯彻二十大精神，仍然是有现实作用的。这里必须再讨论一下如何深入“了解民情”的问题。

农村的民情在山沟里，在草原上；城市的民情在弄堂里，在马路边的小摊上。因此，要“了解民情”走红地毯是到不了的，必须移步走进山沟和弄堂。到那里抬头一看，张口一问，就能把民情了解个七八分。不过，到了下面不宜把领带拉到肚脐眼下头，不可把那双细皮薄肉而又光滑的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1960年笔者在农村参加“反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时，学过一个文件，说的是湖北省一位县委书记带着秘书下乡，走在秧田边。正在插秧的农民老大妈见秘书大摇大摆，挺胸突肚，“砥砺前行”，说：“哪里来的大少爷？当心踩坏了我们的田埂！”秘书听了很不高兴，立即质问：“你骂谁？” 老大妈马上回答：“我骂你！”县委书记大步跨上去，拍着秘书的肩膀说：“骂得对！”

与此同时，笔者还读到过一篇受毛主席批示赞扬的文章《对调查研究的调查研究》，讲到“八多八少”，记得其中有一条，批评有些领导“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的多，一起动手劳动的少”。于是在60年代初，“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很快成了批评的流行语。这段故事告诉我们：调查还有个调查作风的问题。调查作风好，民情了解的多且真。1958年我作为大学生列席全国青年工人代表会议。会上，听到鞍钢炼铁厂副厂长、著名劳模孟泰的讲活，至今记忆犹新。他说：遇到艰苦的工作，光喊“上呀！快上呀”不行。喊十遍快上不如我亲自先上。我老头子一上，不喊大家也跟着上了。这段话也告诉我们，言教不如身教。当领导的要以身作则。只有与群众同甘共苦，才能听到群众的真话，了解群众的真情。比如疫情肆虐期间的做核酸，如果不搞等级差别，取消有的上门做，有的排队做，做到同“核”共“酸”，不仅有助于在排队时了解民意，而且还会大有益于缓解民情。

大家说，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