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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荣休教授——邓伟志 |

       回顾我这80年，殊觉惭愧。我多次写文章讲“有付出方有杰出”，可我自己有付出而没有杰出，是个无能的例外。我写了一千多万字（不包括主编的），出版了文集24卷，还有几百万字尚待出版。遗憾的是，我的作品有数量而无质量。近40年，随着国家改革的步伐有所进步。改革让学者改观，开放让学者开朗、开窍、开通。如果一定要我把我的80年的历程作个概括的话，只有三个字：读、走、写。

读

先说读。学问是积累起来的。要把学问做好，必须了解前人和旁人的研究成果。这就要读书。有句名言说得好：读书就是站在前人、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我读书是很积极的，夙兴夜寐，披星戴月地读。在不宜读书的车上、飞机上读。1960年冬天下乡，不便在农民家里读，我跑到几个坆墓中间，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读。我相信“开卷有益”，开的卷越多越有益。见贤思齐，我崇敬中国乃至世界有名著的名人，我需要从他们的书中吸取营养。我脑子有很多疑问，促使我从同行的专业书本上找到他们的阐释。见到书上有用的，我就抄卡片（类似电脑下载），如今还保存着一抽屜卡片。我嗜书如命，有24个书架，放着乱七八糟的书，大部分是文科书，也有理科的书。我喜欢借书，我有北京、上海好几家图书馆的借书证。没借书证的图书馆，我请朋友代借。我读好书，也读叛徒、汉奸写的坏书，读被各国视为反面人物的书。读这些人的书，主要是作为放矢之“的”，有的也可以弥补好书“为尊者讳”的缺陷。好人不忍说“尊者”做过的错事，可是坏人是不给“尊者”留面子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很多名人的正史、野史、艳史，以及少数人的丑史，我或多或少能说出几句。书读得越多，疑问越多，也就越是能够做到对任何国家的学术权威尊重而不迷信。人无完人。古人“说大人则藐之”似乎有点过分，认为任何大人都有可“藐”之处则不为过分。很多学者晚年的观点跟早期不一样。不一样又分两类，一类是前进，晚年纠正早年的错误；一类是倒退，晚年不如早年。这都要求我们冷静分析，不要“拣到篮子里都是菜”，不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有前后左右都看过，多维度会带来理论的深度、高度，才能接近真理。请注意“接近”二字。真理是过程，是进行式。学问做得再好，也不可能穷尽真理。“学然后知不足”，越是读书多的人，越是有学问的人，越能做到虚怀若谷；越是虚怀若谷，越喜欢继续多读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容易自满，自负。

说起与书的关系，我还有三个特殊经历：

一是吃住在图书馆。孤本、珍本书不许出馆，只能在馆里看。我们任务紧迫，怎么办？图书馆同意我们住在图书馆里，书不出馆，夜以继日地在馆里看书。既不违规，也保障了进度。我与另外两位学者在靠近黄陂路的一排房子里的一间宽2米，长10多米的怪房间住了一个多月，每天晚上23时以后到上图对面的五味斋饭店吃一碗面条，可以报销二毛五分钱。

再一个特殊经历是印过书。上海曾有一家设备最先进的印刷厂叫海峰印刷厂，很多人不知道，因为不在上海，在安徽绩溪县的眼睛山上，内部称那里为“小三线”。当时考虑，一旦打起仗来，上海不能印报纸，就到眼睛山上印。“文革”后恢复高考，考卷就在海峰厂印制。那里的字模最佳，获过奖，印出来的文字，看起来不吃力。我在海峰厂捡过铅字，拼过版面，笨手笨脚，速度不及排字工人的1/10，深感出书之艰难，深感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应当结合。

第三个特殊经历是卖过书：我在多家新华书店当过卖书的“营业员”。“文革”前，干部每星期四上午必须参加劳动。我是书痴，参加什么劳动？经领导同意，我到书店站柜台，在上海福州路、衡山路、淮海路、瑞金路的大书店卖书。卖书有个好处，顾客来买时，可以跟他们聊两句：“给谁买的？”“怎么喜欢这本书？”“为什么不买哪本书？”顾客是上帝。“上帝”的回话比答问卷更真实。由于大书店分类分得细，站柜台只能了解一类书，有局限性。我还到淮海路、华亭路口的一家小新华书店卖过书。在小书店可以了解读者对各类书的看法，搞点比较研究。所有这些对自己如何写书都有所启迪。书是给读者看的。读者是书的评委。作者得听读者的。卖弄文字，自我陶醉，如果读者不喜欢就是败笔。

读书是苦差事，也是享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写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一旦进入第三境，从书中找到灯火阑珊处的“那人”，悟出了真谛，会拍案叫绝，欣喜若狂。

书本里的知识是实践的反映，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还要回过头来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要做好学问，要有所创新，要有真知硕见，还必须走进实践。下面讲“走”。

走

走，不是走马观花，不可雾里看花，要下马观花，下马栽花。走，主要不是走红地毯，要走曲折坎坷的山路和田间小道。我有次坐长途汽车，半路下雨，从车顶渗水滴在旅客头上。旅客哇哇叫。司机说：“对不起，我马上修好。”司机到田地里抓把红色的烂泥，搓搓揉揉，爬在车顶上把粘泥往缝里一塞，便不漏了。

我的走，是走又不是走，常常是摸、爬、滚、打。

摸，我不是摸着石头过河，我是摸着绳子过河。为了考察滇东南的少数民族，必须经过横断山脉，一道高山，一道急流，急流水深到胸口，但坡度大，冲力大，一不小心就会“去见胡伯伯”（冲到越南之意）。在两岸之间拉根长长的绳子，我们立于绳子上游，紧紧抓住绳子往前走，大浪扑来，有绳子挡住，从而平安越过急流。这是一种“摸”，还有一种摸，是摸着铁索桥过深谷。铁索桥由四条铁链组成，上面两条是供手抓的，下面两条是供脚踏的，中间没有横板。当地人走铁索桥很快，也可以两三人同时走。我们不行，只能一个人慢悠慢悠地过铁索桥，因为自己的脚力自己知道。如果两人走，用力不均，一脚蹬空，粉身碎骨。

爬，为了进广西柳城县的巨猿洞，必须爬山南一块笔直的30米高的大石头。为了节省时间，僮族兄弟一大早先从北坡艰难地爬上去，然后由他们立于洞口，向南面放一根粗绳是供我们抓住向上爬的，再放一根细绳让我扎在腋下和胸口，既是作保险用的，也是用来拉着我们向上爬的。爬了一二十分钟，见到了在向人类进化过程中半路消亡、被称为人类“叔父”的巨猿化石。还有一次，为了见苦聪兄弟，要过一面长百米，坡度70度的山坡。说是山坡，只有碎石，没有巨石；没有巨石，却不能长灌木；没有灌木，就没有抓手，只能四脚着地往上爬。人是由爬行动物变出来的，可是再回到爬行，却比用两腿走更吃力。当我们爬上来大喘了几分钟以后，陪同我们的红河州宣传部同志讲了个故事。他有次陪云南日报总编爬上来以后，总编说：“以后你们来稿，我们再不批示‘补充材料’了。现在知道要你们补充，就是逼你们爬行。”

滚，不是走的必须，但是走的难免。有次为了到云南的麻栗坡看化石，在哀牢山里骑马爬山，马太累了，马失前蹄，我从马头上滚进了山谷。在往下滚的时候，我想完了，几万年、几亿年以后自己就变成化石供后人研究了。没想到滚了十来米，被一棵小树挡住。我慢慢抓住荊棘爬了上来。当时不觉痛，上来一看双手被刺儿刺得全是鲜血。好在刺儿小，流血不是泉涌。

打，走路怎么会打起来呢？会打，不打不行。有次我们穿过麻疯病区以后，要穿过密林。密林里充满荆棘，马不肯走。马不走，人不能不走。我们穿着帆布靴，带着蛇药，以防蛇咬。想不到树上的蚂蟥（水蛭）会掉进脖子里。谁都知道，蚂蟥是在水里的，哪知那里在雨季蚂蟥会上树，因此碰到树枝时，蚂蟥会掉在脖子里吸血，而自己却感觉不出。这就要求我们每走一段路，便要找片空地，把衣服脱下，互相看看有没有蚂蟥在吸血。有，就一巴掌打过去，蚂蟥便会掉下来。有一个蚂蟥打一巴掌，有两个蚂蟥打两巴掌，不打蚂蟥会吸血不停。打，不止一次，穿密林需要一个多小时，彼此要停下来打上五六次。——我过去写文章很喜欢用“披荆斩棘”这个成语，真要披荆斩棘时，方知过去写“披荆斩棘”四字时是何等的轻飘飘，没分量！“事非经过不知难。”我在密林里下决心：今后一定要以今日之“披荆斩棘”的精神在求学之道上“披荆斩棘”。

走，绝不会白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深感“不入前人洞穴，焉知人之初的本性？”在红河州我们与金平县的苦聪人相处过好几天。他们的歌声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没有吃过一粒米，我们没有穿过一件衣，我们没有牵过一头牛。天上阴森森，地上湿淋淋……”他们在1953年以前，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现在有人要打贸易战。苦聪人搞的是“无声贸易”，把虎皮、籐编放在十字路口，兄弟民族可以用一把盐、一只破铁锅换张虎皮。不等价交换没问题，假如拿走虎皮，什么都不留下，那一定是一命呜呼。他们用的工具是弩，不是箭，一弩射过去，白拿他们东西的人必死无疑。把弩拉开要费很大劲。为我们当翻译的拉祜族兄弟只有四五十岁。他见苦聪人氏族长手里的弩很感兴趣，拉了几次拉不动。苦聪人的氏族长年过七旬，接过来一拉就拉开了。中年人没老年人力气大。苦聪人搞平均主义，“有饭大家吃，没饭大家饿”。自己采到3个，见对方采了5个，不用提醒，对方会自然地、自觉地给自己一个。1953年前苦聪人是磨擦取火。磨擦取火有三种，苦聪人采用的是最落后的一种，要花大半天时间。因此，对他们来说，下雨时保存火种是头等大事。怎么保存火种？只能用类似女排获胜时人叠人的那种方式，用身体挡住雨水。人叠人最下面的人是谁？是氏族长。70多岁的氏族长打开胸部、腹部给我们看，全是伤疤连伤疤，伤疤摞伤疤。氏族长这般吃苦在前的崇高品德，多么值得今天带“长”字号的人学习啊！

走就是调查，是真正的田野调查法。边走边看、边问、边听，要像中医一样，望、闻、问、切。学问是问出来的。一问一答，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快感。问，有时需要明知故问，要反复问。不要对自己的所“知”过于自信，明知故问是核实，是检验。

2018年4月我去了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玻利维亚。那里过去是西班牙殖民地，可是殖民者没有上过4500米以上，因为上到那里，人就变成“人干”。我想上去。《国际歌》唱道：“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如果不了解全世界受苦的人，如何解救全世界受苦的人？国际歌是唱的，更应当是干的。学以致用，学者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至少要开出改造世界的药方，提出社会发展的途径。在玻利维亚，去海拔4500米必须走一条“危险之路”，去海拔5000米必须走一条“死亡之路”。我上到了4500米，在危险之路上，出了洋相，喘不过气来，步履维艰。我估计会死亡，便迈一步说个“死”字，再拔出腿来迈一步说个“活”字，“死——活——死——活”地往上爬。哪知同行的人听了说我嘴里喊的是“世——哈——”，因为发“死——活”的声音要用力气，我已没那个力气了，所以同行的人无论如何不让我再上“死亡之路”。我们只好把生活在5000米的印加人请下来介绍情况。可以说，他们衣食住行用、生长老病死的情况，全是我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全是书本上没见过的。五千米寒冷，印加人怎么御寒？他们是在床下养几十只荷兰兔，用荷兰兔的体温来提高室温。他们做菜没佐料，用小便晒干后的白碱当佐料。他们洗手没肥皂，还是用上面所说的小便晒干后的白碱当肥皂。西班牙后裔和印加人都承认一句话：“生活在五千米的印加人在活着的时候是不生病的。”意思是：有病当没病。有个国家的土豆（马铃薯）专家，办了个土豆博物馆，展出了两三千种不同的土豆，认为很全了。想不到他看了印加人高海拔、高紫外线照射下的土豆惊叹了，怎么会有如此鲜红的土豆？怎么会有辣如椒的土豆？怎么还有甜如苹果的土豆？他认输了，我也认输了。

山外有山楼外楼，天下学问永不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学问就在自己脚下，只要是有心人，走到哪里都能发现学问。全国56个民族我访过四十多个。台湾布农族酋长的礼服是珍珠衣。布农兄弟说：“现在没有了珍珠衣，很抱歉无法供你们欣赏了。”他们说的时候，颇有伤感。我告诉他们，我的老师1947年在台湾研究民族问题时，买过一件珍珠衣，现在复旦大学博物馆。他们听了立即兴奋地拉着我跳舞。后来布农族到贵州与布衣族开研讨会。他们认为布农与布衣是一家亲。科学无国界。全世界190多个国家，我去过60来个，绝大部分是自费去的。把钱用在哪里，都不如用在调研上。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捧着一颗求学的心走进五大洲的。我与162个国家的人握过手，聊过天。我将出版一本三百页的《与百国百姓在一起》。写得很浅薄，称不上国别比较研究。外事无小事，我侧重于讲民俗，不为国家添麻烦。读和走，对做学问的来讲不是终极目标。学者的目标是把所读的、所走的化合成书。下面讲一讲我是如何写的。

                                                                                 写

我写文章成瘾。我这个人不吸烟，没烟瘾；不喝酒，没酒瘾。但我写文章成瘾。画家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我见过复制品。说“搜尽奇峰”是从写实角度讲的，很有道理。不过，我常常是一见“奇峰”就写，不等捜尽奇峰就写。尽不尽是相比较而言。我相信石涛在三四百年前那种情况下，他既没捜过阿尔卑斯山的勃朗峰，也没搜过安第斯山的阿空加瓜峰，恐怕连珠穆朗玛峰也没去搜过，不排斥他的聚峰一幅能流传百世。我这个人不怕浅，我主张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深入浅出。我这个人不怕失败，不怕出错，错了就改。对勇于改正错误的人来讲，“错误是正确的先导”。有些大学者出集子时抹掉过去的错误文字，冒充一贯正确，欠妥！更没法说出口的是，我这小人物是受他们大人物文章中错话的影响而跟着错的，如今他们文章中没有了错话，那我们小人物是怎么错的？难道只有内因没有外因吗？1957年之前的大学十分提倡“独立思考”。1960年我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社科院学习室，导师教导我们一要直写胸臆，二要笔不离手。这八个字让我终生受用。导师说这话时电脑还没出现，现在有电脑了，网络化了，我这个时代的落伍者是用汉王笔上网的，汉王笔还是笔，没辜负导师教导。

一个人在与人相处时，要求同存异。在学术研究中，要求异存同。拾人牙慧是没出息的表现。爱重复套话，是“高级”抄袭，没有半点创新，读了味如嚼蜡。说得重一点，套话连篇，对上是“语言行贿”，对己是“语言索奖”。几十年来我在写作上求异求新，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后来知道理论上的革故鼎新之路不平坦。革故，“故”会出来骂；“求异”会被人视为“异类”。我得罪过好几位大权威，包括曾经喜欢我的权威。说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各国都存在“人微言轻”的问题。写作之路比我前面说的爬哀牢山还曲折。

我知难而进，写过几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在党史研究中出现不太尊重历史的问题时，我著文罗列了党史研究中的十种现象，批评“一俊遮百丑”“一丑遮百俊”，批评“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子英雄爹好汉”等问题。我准备好了有人反驳，结果平安无事。在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倡导“兼顾公平”，并作为原则来推行时，我发数篇文章批评领导不应该把公平放在兼顾的地位。在有人为“兼顾公平论”粉饰，讲“第一次分配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讲公平”时，我提出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都要讲公平，甚至在被我称为“第三次分配”的慈善、救济工作中也要把公平放在首位。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反批评的文章，以后不知怎样？

还有一次，我在《社会科学》杂志上发了篇《马克思主义多样化问题》，讲不同国家结合本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各美其美，各称自己为“有特色”，这就会产生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久，上面批评“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说法。我想这次逃不掉了，没想到《社会科学》编辑部保护了我。他们认为“多样”不等于“多元”，邓伟志是讲“多样”，不必列为错误。上面也没追究。这说明理论界是千方百计爱护、保护学者的。

有些争论是来自于横向的，那是十分正常的。我是在70年代末第一个替港澳文人曹聚仁说好话的。很多书上讲他是“反动文人”。我讲他不反动，立即遭到上海一位在40年代与曹聚仁有过争执的老人反对。老人告我一状，还说我与曹聚仁的夫人邓珂云有亲戚才为曹翻案的。领导找我谈话时，我说邓珂云是广东人，我是安徽人，我至今没见过邓珂云这位“姑姑”，不过，我正想向“珂云姑姑”借书，再写文章为曹聚仁翻案。

80年代初，我在上海《文汇报》连发《家庭的淡化问题》《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淡化当官心理——谈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三篇文章，篇篇引发争论。有位工程师业务很好，但不会做家务。他妻子是优秀中学教师，教育部请他妻子到北京编教材，这是很光荣的任务。他妻子没去过北京，很想去北京，但也担心她一走，家里的事放心不下。我那《家庭的淡化问题》文章是星期天刊出的。他妻子看后，把报纸往丈夫身上一扔，说：“家庭淡化，我去北京决心定了。”工程师勉强同意。想不到几天后，工程师一人在家，越来越感到不便，一气之下写信向邓伟志要人，要文汇报“还我妻子”。我那三篇文章在文汇报及其内部刊物《理论探讨》上都展开过讨论，外地的报刊也发表正能、负能两类文章。后来这三篇文章被媒体称作“邓氏三论”。30多年过去了，现在还有人提起这“三论”。

1979年有家刊物充斥着“耳朵认字”“腋下认字”“舌头认字”“生殖器认字”的文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车公庄看了被刊物称为“之最”的两姐妹的表演，很明显是弄虚作假。20年代在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工作、后任外贸部长的李强对我等说：“什么耳朵认字？这戏法顾顺章早就在舞台上表演过。”我公开指出耳朵、腋下认字等是作假，招来一片骂声。后来我不得已出了本《伪科学批判记》，没见读者批评。争论总有平息的时候。

还有，1985、86年，我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学习节目”编辑之邀，办了个“邓伟志信箱”。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以真名实姓挂牌的节目，听众欢迎，领导重视。上海台还在全国会议上介绍了办“邓伟志信箱”的经验。就在电台把这个节目评为优秀节目，即将发奖时，有人向上反映节目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怎么办？奖是按程序评的，不发不好，发也不好。电台想了个好办法：我不出席发奖大会，奖品会后由编辑送我家中，“两全齐美”，进退自如。

在学术上，我是于1981年2月第一个在社会学重建后在全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开设“家庭社会学”课程的。我是于1982、83年在国内第一个提倡“妇女学”的。因为我了解国内外的贫困阶层贫困到何等地步，便着力提倡民生社会学、贫困社会学、贫困文化学。我连篇累牍地大讲社会平衡论、社会张力论、社会矛盾论。在今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我又提出建立一门“改革学”，希望用理论高屋建瓴地指导改革开放的深化。我提出了改革学的“八大规律”：目标守恒律、一改百改律、贫富均衡律、快慢有节律、进出有则律、内外有别律、多样包容律、上下一心律。

抚今追昔，追惜抚今，深感自己在学术上只不过是飘浮在知识海洋边上的一叶小舟。

如果说我还有点理论勇气的话，那是因为70年前，我10岁时亲眼看见过解放军的战斗英雄倒在血泊中，那是因为解放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把我送出战场，让我死里逃生。我的家乡是淮海战场。我见过不怕死的英雄，英雄的精神感染我不怕死。因此在理论上受挫时，我会愈挫愈勇。倒楣时也不是一点都不怕，不太怕是绝对做得到的。我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对付倒楣，以马列毛的语言顶掉“政治帽子”。一触即跳不是学者应有的气度。即使人家是吹毛求疵，也应当感谢人花气力吹毛，感谢人家找出了“疵”。天下没有无疵之佳作，何况我们的拙作！要堵住人家的嘴应在写作过程中下苦功，堵在文章刊出之前，文章刊出之后就应当欢迎七嘴八舌了。虱多不痒，遇到的争议多了，我索性写文章讲：我的名字叫邓伟志，我的号叫“邓争议”。做学问不可能没争议，争议是推力，推动逻辑更严密，概念更准确。我的理论勇气还来自于一位1948在我们家乡的战场上当记者，1969年是中国驻联邦德国记者，接着又任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的王殊。王殊这个人了不起，在很多国家都认为联邦德国是军国主义时，他敢于向中央反映联邦德国是和平主义，并建议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这在当时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甚至可以认为是“认敌为友”。他的建议引起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注和称赞。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当天，耿飚点名要他深夜接管《红旗》杂志，任总编辑。76年底38岁的我，借调在《红旗》杂志写批“四人帮”的文章，在他领导下工作。大家一再请他讲两次见毛主席的过程。我们听后都为他的实事求是、敢于谏言的精神所感动。他这位曾经有一个月平均每天写3.3篇报道的笔杆子，晚年担任写作学会会长，我更认识到写作需要他那样的胆量。我即使不能像他那样“敢为天下先”，咱至少也该做到敢为一座“山下先”。

如果说我还有点学术成果的话，那应当归功于党和人民的培养。我读大学享受全额助学金，另发两三元补贴。那时的两三元相当于今天的几百元。没有助学金我上不了大学，只会是个泥腿子。我能提出改革学，是因为我听过1977年出国的四个代表团的报告传达，是因为北京的按劳分配讨论、生产力、生产目的讨论，我都沾了点边，是因为1978年在“真理标准讨论”几天后，我便得风气之先，较早地听到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主编吴江的讲解，接触到支持讨论的几位大人物，是因为我在1978年的科学大会上做一点简报工作，亲耳听到邓小平《科学的春天》的讲话以及科学家们的发言，是因为我曾在为邓小平起草《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的理论家身边工作，受到他们特殊的教育和关怀。改革改掉了理论上的旧框框，开放促使学人放开了思想的千里马。

几十年来，我是在出错与纠错中匍匐前进的，是从不错被误为大错、又被好人保护过关，侧身挤过来的。人们常讲酸甜苦辣，我从自己的经历上觉得这四个字描绘得不全，我又加了四个字“咸痒涩麻”。我是酸甜苦辣、咸痒涩麻“人生八味”都尝过。不过，这比之于许多国家有成就的学者所遇到的挫折是微不足道的。马克思因为有超人的高见遭受关押、驱逐。王羲之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读和走都是“游目”，我相信“游”过“目”的人，胸怀会豁达的，会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

作为学者宁为学问所困，不为财富所累。学术机构的门上对联应当是：“追求发财莫进来，要想当官走别路。”为了学问，我的做法是：生活简单化，知识复杂化。多灌脑袋，少管口袋。在吃的方面，我认为价格高的不一定营养好，营养好的不一定对我好，营养讲平衡。我的体重长期保持在七十二三公斤，可能与我不讲究吃喝有直接关系。过去美国有位华人诺奖获得者丁肇中，他的团队进了实验室，七天七夜不得出来。吃住得服从科学实验。想想看，实验室的生活再好能好到哪里？以色列请爱因斯坦去当总统，他不去，发人深思。天才就是汗水。学人要把汗水晒在学问上。

洒汗水的过程是：“读＋走”→写，在写的时候，在写了遇到别人跟你商榷的时候，又会感到走得不多，读得太少，于是再来个“再读＋再走”→再写，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螺旋式上升。